此表所及秘密軍費黃金，由蔣介石直接控製，支應1949年年內的國民黨軍隊作戰。據大溪檔案，廈門軍費黃金（第二批）在1949年年內用去786540市兩，另有3000萬塊銀圓運到廈門，也做了軍費。剩餘約22萬餘兩在8月運台灣後與第三、四批及美國運回黃金合存一起，約100萬兩以上，部分又繼續支持1949年內國民黨軍隊作戰。
軍費在內戰時使用更多的是銀圓，有近億塊，價值超過百萬兩黃金。其次還有1億兩的銀錠，如《紐約時報》1949年4月16日載，可足夠鑄造價值7000萬美元的銀幣；這些銀子，不可能全部運到台灣，因為量太大了，約3000噸，沒做成銀圓也不能用。有數據顯示，1949年國民黨政府曾在舊金山新鑄銀圓3000萬枚（因百姓、士兵信任銀圓，其價值高出當時銀的成本二至三倍，鑄銀圓是劃算的），以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背麵有帆船的“孫大頭”或“船洋”為主。徐堪部長說是“自7月10日起至9月底止分批運到”。台北的中央製幣分廠，在9月8日也奉命開始鑄造銀圓，在其他城市及國家也都曾鼓鑄銀圓。這批黃金銀圓的支出，主要是支應各省尚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國統區”親信部隊。
以150萬人的國民黨軍隊計算，如果部隊都發銀圓、黃金的話，每月軍費就是1500萬銀圓或20萬兩黃金。而廣州國民黨政府的全部財政收入才每月1000萬銀圓，這仗如何打得下去？因銀圓很快就會用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及各地趕緊新鑄銀圓，另外也用搭配一半數目銀圓券（7月2日發行）的方式來降低金銀的開支。總之，從5月底國民黨軍隊退出上海到12月底撤出大陸，前後六七個月，總共需花費軍費1.1億銀圓；除六七千萬枚的新舊銀圓外，需黃金約60萬到80萬兩（當然還搭配些銀圓券，就可減少實際黃金的支出）。
這裏附帶說一下國民黨所運銀圓、銀磚情況，本書不再專論。
自1949年1月至4月20日，按財務署與央行簽訂的“軍費草約”，吳嵩慶自上海除運走黃金近160萬兩（二、三批）外，還運走銀圓3000萬元（共7500箱，每箱4000元）、純銀3000餘噸及外彙7000萬美金。這樣再加上第一批的400萬銀圓、第四批的120萬銀圓，蔣介石總共從上海運出三四千萬銀圓。至於3000餘噸純銀（共3萬多箱），從1949年1月起到5月底，一直在陸續運離上海。據《紐約時報》1949年4月的報道，已運出價值5000萬美元的純銀，那就近1億兩了，尚餘近千噸。5月底中共快進上海時，湯恩伯還在搶運第四批黃金銀圓及剩下的約300噸純銀。
這3000餘噸純銀，合1億市兩，價值約200萬兩黃金或1.4億塊銀圓，或7000萬美元，蔣介石是絕對不會忽略的。但這些純銀卻是銀錠、銀磚，在鑄成銀圓之前是無法使用的。一部分就可能運往國外改鑄銀圓，如上文所述，主要是美國的舊金山（也可能還有墨西哥、澳大利亞）。1949年裏趕鑄的新銀圓，每百枚約用純銀71市兩，以孫中山頭像（稱“孫大頭”，背麵是帆船）最多，其次或有袁世凱頭像（稱“袁大頭”），或開國紀念幣（有孫的小頭像）。另外也有可能是以外彙在美國購買純銀，因為從台灣運銀去花費大，成本太高，而且時間也不許可。當時銀圓價高漲，抗戰（1937年）前一市兩黃金可兌110塊銀圓，而1949年5月中共進上海時，隻能換三四十塊（價高過美金，因為一市兩金子可兌55美元）；所以，國民黨政府以國際市場價購純銀，和以上海國庫銀子在世界各地大量鑄造新銀圓，以美金計，便宜二三倍，即使加運費也劃算。這批新銀圓，確定“7月10日起至9月底分批運到”廣州（見“徐堪1949年6月27日上蔣總裁的報告”），應該是支持銀圓券及支付當時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政費。
另外，愛德華·肯（著有《中國硬幣圖譜》，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1966）還提到，1949年8月，國民黨政府在廣州也開始鑄造銀圓，成都和台北（9月8日）也曾鑄銀圓；但由於解放軍進展太快，鑄成量“極少”。在該年11、12月裏，廣州的鑄造廠搬到了海口，也鑄造了些成色不足的銀圓。這批銀圓的支出，主要是支應各省尚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國統區”親信部隊。剩餘的純銀大部應該轉存台灣銀行了，還在台灣的“國庫”；一小部分就鑄成新台幣初發行時的5角硬幣及以後50餘年的各種“紀念銀幣”。這種銀幣在1949年和1950年，也曾帶給台灣老百姓對新台幣的信心。國民黨政府把大量銀子運到台灣，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穩定社會金融的作用。
使用銀圓發餉要比用黃金劃算，且容易發放，又甚保值；作為薪水，軍民收到也甚為歡迎，因此用得比較多，也用得快。由於銀圓容易使用，也得人們信任，對於國民黨軍隊士氣的維係極為重要。當時國民黨政府在川、粵、雲、貴、閩都使用銀圓發薪水給親信部隊。但是100塊銀圓就重達2.7公斤，不是很方便。廣東省銀行就發行大洋票來填補此空白，但隻流通了一個月。1949—1950年，海南島也發行了“海南銀行”的紙鈔。這些也都是地方政府解決財政問題的辦法。
至於從上海運出的數千萬塊的銀圓，應該是全部在內戰中消耗了。在1949年，廣州政府都是以銀圓發軍餉與工資的。財政部部長徐堪就曾在這年8月31日向吳嵩慶說過，政府“今後每月以30萬兩金及1000萬銀圓作支出，作三個月計劃”。6月至7月，“昆侖”號、“福明”輪及軍機就曾運到廣州、重慶等地近於2000餘萬枚銀圓，那是廣州、重慶發行銀圓券前夕徐堪向財務署借的（見6月27日呈蔣介石報告），另外還有每月的軍費。到1949年年底的12月28日，台灣當局還從馬尼拉運回台所存銀圓980萬枚。在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政府使用銀圓共達7000萬到1億枚，還不包括中央銀行在廣州、重慶及其他各地分行所存銀圓。由菲律賓運回的銀圓可能全數還在“央行”，因為運回台灣時大陸已解放，國民黨軍隊已經以新台幣發餉；但來台後，空軍也曾以銀圓發餉，所以也有可能已發作薪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