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12月6日，“財務署”還從台北空運了5萬兩黃金到成都，由李光烈等五人押運，補給退敗入川的胡宗南部隊。此筆黃金在台灣“中央銀行”的“付出清單”裏，總數是49975.527兩（見表8.5），差25兩到5萬兩。出現25兩的差額，是因為黃金運到後，“央行”分局刁培然局長給五位押運員每人發了5兩黃金作路費。完成任務後，李光烈等五人想從雲南昆明走滇緬路回台複命，但因盧漢於12月11日起義，他們隻好隱姓埋名，走解放區，回重慶經由水路，出三峽南下轉廣州到香港。真可謂曆經千辛萬苦長途跋涉，最後由吳嵩慶派人去香港把他們接到台灣。
當天負責點收這5萬兩軍費黃金的是，“財務署”駐成都第六預算財務處處長趙掄元。據其回憶，這4萬兩黃金（按：數目與“財務署”有1萬兩的差距）是羅列（胡宗南部的參謀長）派他去“中央銀行”領出來的，就在從台北運到成都的當天；共40箱，每箱1000兩，但並非全是1兩重的小金條，而多是500兩一塊的大金磚。所以他們緊急送到造幣廠，連夜趕工將大金磚切成一兩一塊的規格，作為胡宗南部隊亟待的軍餉。
趙掄元到“中央銀行成都分行”是12月7日，他回憶起當時國民政府在成都的最後時刻：
“已近黃昏，門前橫屍數具，警衛森嚴。據說某部散兵，持械來搶劫，為憲警所擊斃。……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高級嶽姓行員……走出銀行後門，繞了幾個曲折窄巷，最後來到一個小小客棧……隻見兩位老者……右坐者是當時財政部部長關吉玉，左坐是次長王欽……關部長大筆一揮寫了‘照發’兩字……
“（當晚）趕到成都軍官學校，求見後勤次長陳良將軍……請求第四廳供給（部隊人數）資料……即請來副廳長宋達（即宋楚瑜的父親），處長王征萍……會同核定各部隊人數……（作發餉依據）……”
而時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回憶，則與趙掄元所說有些出入，他說：
“……財政部部長關吉玉和（國防部）次長陳良先後打電話給我，說有幾萬兩黃金要交給我，叫我馬上去領。我當時也感到黃金沒什麼用了，不想去要。他們一再在電話中催我，說非去領不可。我隻好帶著財政廳廳長任望南、經理處處長羅有鄰趕到中央銀行。這時隻有中央銀行發行局局長和成都分行經理等兩三個人在焦急地等著我。我一去，他們就催我打領條，說有4萬多兩黃金正在造幣廠改鑄（鋸開），他們已通知交我領。我便在一張寫好的收據上簽了名，他們拿著立刻就走。我一問，原來閻錫山和關吉玉、陳良等早已去新津機場，隻等拿到我的收條就起飛，好去台灣交賬。”
另據大陸資料，這部分黃金原是國民黨軍隊在大陸西南的軍費，每月5萬兩（按：約等於400萬枚銀圓，夠補給40萬的部隊）。如果僅算國民黨軍隊敗退入川的（胡宗南部）11月、12月兩個月，也該有10萬兩，再加上發給四川的國民政府各機關單位的行政費用，共計近20萬兩。而這些黃金多數沒來得及分配使用（這裏有前麵軍費的渝穗款及蔣介石答應“行政院院長”閻錫山於10月15日由“央行”付運重慶的27萬餘兩），更來不及運回台灣，都到哪裏去了呢？（按：照趙掄元的回憶，軍費部分已發給國民黨軍隊。）據王陵基等人的數據，這些黃金部分在戰亂中化整為零散失，還有成都的“央行”存金大部分在解放後被中共繳獲。
12月7日，蔣介石在成都召開緊急會議，邀請劉文輝（時任西康省主席兼第24軍軍長）、鄧錫侯（時任四川省主席）、潘文華（時任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參加。然而等了一下午卻不見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三人已與中共代表聯係好，準備起義；且已於是日上午逃出成都。蔣當即下了兩道命令：一、政府遷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帥海陸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二、又令：（一）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呈請辭職，張群準予免職。（二）特派顧祝同兼西南軍政長官。（三）西安綏靖公署著即撤銷。（四）派胡宗南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五）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著即撤銷。（六）派楊森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代陝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七）派王纘緒為西南第一路遊擊總司令，唐式遵為西南第二路遊擊總司令。（八）派盛文為成都防衛總司令，餘錦源、嚴嘯虎為成都防衛副總司令，嚴嘯虎仍兼成都警備司令。（九）西昌警備司令部著改為西昌警備總司令部，並派賀國光為警備總司令。這是7日晚蔣介石在成都做出的最後決定和部署。
是時國共內戰已進入最後倒數計秒階段，蔣介石在部署成都防務的同時，也做好了政府遷台的準備。是日他致電陳誠，要陳誠動員歡迎。他在電文中寫道：“政府決遷台灣，須特別歡迎。望台民意機關多有精神擁護之表示……”陳誠接到密電後，隨即回複稱：“頃將政府遷台消息，向三十九年度行政會議大會報告。當即由黃議長朝琴同誌，表示台省民眾，一向擁護中央，自當一致歡迎中央政府來台。”陳誠的這封電報，無異於為蔣介石這位敗軍之帥，鋪上了光臨台灣的紅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