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仲英說，她父親已過世，沒有為運黃金的事留下記錄，經手運黃金的人仍在世者，可能不多；但當年中央銀行‘安專員’運走黃金的事，牽連到留在大陸的二叔和三叔，令他們後來受到很大的迫害，這可間接證實確有運黃金的事。……另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來自母親對父親的牢騷。她說，遷到台灣，家境一直清苦，當得知父親那段時間原來是忙著安排運黃金到台灣的事，還半開玩笑地埋怨父親和陳、丁三人，怎麼沒想過在清點黃金時，藏一條在自己的口袋裏。……”
緊隨黃金偷運轉移之後，北平故宮博物館數千箱國寶也被運去了台灣。抗日戰爭時期，為了躲避日軍的炮火，北平故宮博物館的數千箱國寶曾經轉移過一次。抗戰勝利後，這數千箱寶物剛剛在南京集中，卻又麵臨了另一次遷徙。這次國寶遷徙采用的方法，跟偷運黃金基本相同，路線也基本一樣。經統計，此次大約運走文物60萬件，書畫、器物5萬餘件。運走的大多都是精品，包括毛公鼎、翠玉白菜等國家珍品。與此同時，蔣介石還下令，向台灣轉移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僅在人民解放軍發起解放上海戰役之際，在湯恩伯指揮下，國民黨軍隊就從淞滬地區運走了大約1500船次的物品；途中由於風浪遇險和監守不力，致使遭受的損失難以計算。在搶運這批生產設備和物資時，動用的運輸工具也是前所未有的：海軍方麵動用了10萬噸次的各種船隻，85艘先進戰艦以及中國油輪有限公司大量“永”字號貨輪，還有招商局的各種船隻；空軍方麵包括C-46、C-47等大量運輸機，其餘則是客貨機。
在蔣介石的東撤計劃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國民黨海、陸、空三軍大遷徙。當時，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去，據說軍隊和各類公務人員就有數百萬；那麼，他們個人所帶的行李，加上各種輕重武器裝備、設備，真堪稱是一個浩大的隊伍。這樣一個大遷徙，據說在中國曆史上乃至在世界曆史上，也都是很少見的。
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奉蔣介石之命，執行了運送軍隊的任務。桂永清是江西貴溪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抗戰勝利後協助蔣介石將海軍的作戰艦艇發展到428艘，官兵達到4萬人。1949年，桂永清所轄的軍艦每天都在海峽之間航行，超過了50航次。當時乘船進入台灣的部隊，來自四麵八方，也來自各個不同的係統。
台灣省主席陳誠根據常年帶兵的經驗，一方麵也為了改善國民政府部隊軍紀不佳的形象，而最重要的是避免將領各擁山頭的狀況出現在台灣，於是立下了部隊登台的新規矩。“他讓所有來的軍隊，不管你是哪個部隊的，你隻要是軍隊這個船來的，跟著船到台灣，第一個，人走一邊槍擺另外一邊。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啊，你要他把槍拋掉，很多部隊認為簡直不可思議。”陳誠之子陳履安後來接受采訪時如是說道。
1949年5月，桂永清把整個國民政府海軍的指揮中心搬到了台灣。根據統計，1949年前後，國民政府的海軍運輸軍隊到台灣的人數超過了60萬人，民眾更高達70萬。而國民政府空軍的遷移，也在1949年初同步展開。
“空軍奉命令到台灣來的，差不多八九成都來了，而且那時候空軍也很民主；當時空軍總部就下個命令說是，凡不喜歡來的，凡不想到台灣的，那麼都發遣散費各回家鄉。”蔣介石專機駕駛員衣複恩生前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國民政府空軍在國民黨軍隊中是福利待遇最高的，因而投誠解放軍的極少，大多都隨蔣介石到了台灣。
衣複恩是國民政府空軍第十大隊隊長，而他的另一個身份，則是蔣介石的私人飛行員。當年他落腳在嘉義的水上機場。“嘉義的機場很大但是破壞得很厲害，給美軍抗日的時候都破壞得很厲害。家眷很苦沒地方住，都是拿那個報紙竹竿，糊起來一間一間的房。在一個棚場裏頭，又沒有頂的飛機棚場，大家拿稻草鋪地就在那個地方。然後很多家眷就臨時住在旅館，可是嘉義那時候很小嘛，旅館容不下多少人嘛，我們有兩個大隊進到嘉義，差不多一萬人連家眷。”（衣複恩原話，回憶當年空軍遷徙情景）
其實早在1947年10月，國民政府就在南台灣的鳳山，設立了軍隊訓練基地，負責的是孫立人。孫立人擁有清華以及美國普渡大學的學位，後來畢業於美國維吉尼亞軍校。這種背景加上其身上所散發的美式風格，在國民政府多半黃埔出身的將領當中，孫立人顯得特立獨行。他的練兵方法也與其他部隊不同，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很大。當時就有很多知識程度高的青年請纓入伍，時年17歲的趙靖東就加入了孫立人在台灣的“青年軍”。從1948年下半年起，孫立人不斷地將台灣所訓練的新軍送往海峽對岸國共內戰的火線上。1949年8月之後，國民政府更是大舉將台灣整編的新軍送上廈門與金門；這些以台灣人為主的部隊，也參與了兩個多月之後的古寧頭大戰。而同一時間，國民政府許多疲累不堪的部隊，也從各個海岸點開始撤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