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宗仁送來的這份備忘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李德鄰（李宗仁）留桂不來穗，其目的在要求軍權與財權，但未敢明言又不能直說。以總統本有權，餘亦無權可援，故以餘在幕後操縱以牽製其做事做宣傳。其真意乃欲餘出國，否則他不敢來穗以逼之。”
因此，蔣介石對李宗仁的前五條隻做了扼要答複，無非強調“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等等敷衍的話。至於李宗仁要求蔣介石出國一事，蔣介石則慎重答複說：“過去，汝等主和，乃指我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賈我以牽製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有妨害外交，牽製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法容身。中為民主國家之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
而對運金一事，蔣介石則詭辯稱：“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問。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俱在，盡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幹涉，妄支分文，違反法紀也。”將李輕輕頂了回去，逼李代總統既不能“總”又無法“統”。
關於這次蔣李過招，蔣經國寫過一本《我的父親》，其中寫道：“……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
自1949年4月26日至5月7日，蔣介石坐鎮複興島，召見陸海空軍將領和其他要員，向他們布署逃離大陸和潛伏計劃，安排運金事宜。直到5月7日，上海外圍已響起隆隆炮聲（按：5月4日杭州解放，解放軍開始合圍上海），蔣中正才緩緩走出“白廬”，滿懷著悲戚與遺憾，和他的兒子蔣經國搭上“江靜”號駛離了複興島。於是，這座黃浦江上唯一的內陸島，就成了蔣家王朝在上海盤踞的最後一個落腳點，離開大陸前最後停留的地方。而就在蔣介石離開複興島的次日，亦即5月8日，李宗仁亦由桂林飛往廣州，發表講話，表示將“決心戡亂到底”。
5月10日下午，蔣介石乘艦向普渡進發：
“昨下午啟碇向普渡進發……共匪雖狡，無法渡海來侵也……”（5月11日日記）
然而，他的航行目標卻不是他試圖東山再起的落腳點台灣，卻是馬公島。
5月11日，台灣省主席陳誠再次函電蔣介石：
“職意鈞座應即飛台。又鈞座行動，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國一切組織鬆散，與限於法令，亦無法秘密也。”
同時陳誠在電文中，表達了讓蔣到台灣坐鎮的原因，請其不必多所顧慮：
“以台灣言，目前已感人口激增，負擔奇重，財政經濟，瀕於最後關頭。職雖竭盡能事，仍恐窮於應付。”
5月12日，蔣介石決定移駐馬公島：
“……4.移駐馬公島；5.台灣金融改革之督導；……7.廈門現金之疏散；……”
5月15日，陳誠又電催蔣介石不必有所顧慮，盡快到台灣巡視，電文說：
“讀李宗仁之談話，深感領袖受辱，幹部之恥也。彼等隻知利害與力量，決不能以理喻與情動。乞鈞座徑飛台北，一切不必顧慮。”
陳誠數度催促蔣介石前往台灣，一則希望蔣介石蒞台，以其威望鎮定島內浮動之人心；一則借以表達自己耿耿忠心。那麼，對坐鎮台灣，蔣介石為什麼會顧慮重重，不敢倉促登島呢？難道他聽聞到什麼消息，還是陳誠別有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