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男，1936年出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現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七、八十年代開始文學批評，出版有專著多部，其批評以尖銳、敏捷和準確著稱。後又與謝冕等共同起“第三個崛起”運動，在文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自1990年起從事幽默學術理論研究，曾代表中國去歐美與世界諸多幽默大師生對話，繼而在港台及大陸開設幽默專欄，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其間共出版有《你會幽默嗎》、《幽默邏輯探秘》、《幽默答辯50法》、《麵對陌生人》等書8部，並在中央電視台製作過20集《幽默漫談》，是當代中國著名幽默大師之一。
該書是其第一部幽默散文集，也是迄今數年幽默學研究的結晶。從這些詼諧散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也實驗與探索已獲得了極大成功，也就是說，又一種新的文化大散文產生了。同時我們也深信，他一定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漢語讀者群。
自序：災難的背後
翻閱自己剛剛編好的幽默散文，突然有一個感想，其中很大部分有趣的東西，並不是在做文章時想出來的，而是自己在講壇上、課堂上，在和朋友聊天的時候隨便侃出來的。現在人們把幽默看得很是有點了不起，可是，在我年輕的時候，根本沒有想過幽默這碼子事，但是幽默卻給我帶來了幾乎可以說是滅頂的災難。
60年代，正是我思想最活躍的時候。
當時全國都流行著一種大立櫃，這是年輕人結婚時必備的家具。從長城內外，到大江南北，這種大立櫃，隻有一個樣子。人們舒舒服服地享受著這個大立櫃，不知不覺，我的思想也就在這種無形的模式裏得到安全感。一種語隻有一個說法，再也無法想象有什麼超越出統一的模式的說法。我聽周圍那麼多比我聰明的人說話，似乎不以模式為痛苦，而是以模式為榮。奇怪的是，落在這種無形的統一的套子裏，人們不但不能互相溝通，而且連朋友都要在心理上互相設防。也許在我內心，有一種東西和這種流行的東西自地抗衡著，我就常常感到好笑，時不時地以一種反抗大立櫃的姿態來說活。
我曾經在自己的日記本的扉頁上寫過一句話：
我每天大笑三次。
我還把捷克**人、民族英雄尤利烏斯·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一句話抄下來：
我們為歡而生，我們為歡而死，在我的墳墓上，放上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
那是一個荒謬的時代，人們喪失了對笑的追求。
僵死的模式卡著活人，按柏格森的理論，是一種機械鑲嵌，本來是應該產生笑的，但是，人們笑不起來，即使笑了，往往不是像我的朋友那樣急煞車，就是像我那樣後悔不迭。
積多年之慘痛教訓，終於認同了把林語堂妖魔化的道理，所謂把劊子手的凶殘化為一笑的說法，窒息了我的心竅。我對林語堂的幽默一概嗤之以鼻，頗有一點阿q藐視王胡的自豪。
那不但是一個愚昧的時代，而且是一個無趣的時代。
我雖然還沒有感到愚昧的痛苦，但是卻感到了無趣的難耐。
現在回憶起來，應該說，我不但不懂幽默，而且也不了解自己的天性。在我的天性中，有一種和這種無趣氛圍天然抗衡的東西。同樣是一句話，人家按照標準模式說了，我卻不甘願重複，偏偏要換一個思路，講得有趣一些。許多話隻要我一說，就有笑聲。從大家的笑聲裏，我得到一種近乎癡迷的享。但是，五分鍾的癡迷過後很快就被彙報上去，大會、小會、批判、幫助，最後，我隻好檢討了事。我誠懇地、痛切地感到非痛改前非不可。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嘴巴並不歪，但是不管什麼正統的觀念一到我的嘴巴裏就帶上了歪理歪推的味道。不管下過多少次決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可是命運仍然捉弄我，每逢運動到來，總是有幾句出格的怪話被揭出來，變成了維吾爾姑娘的政治辮子。共享的玩笑變成了孤立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