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局勢動蕩不安，世界經濟危機使各國不得不謀求新的出路，各種思潮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其中就有法西斯主義，世界上一度有數十個國家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組織。在德、意、日三國，法西斯組織最終奪取了政權，戰爭的策源地也先後在歐洲、亞洲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場浩劫，希特勒和墨索裏尼是如何上台的？德、意、日又是怎樣將民眾卷入戰爭風波的？法西斯國家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在這裏將為你揭開答案。
第一節 一戰遺毒，凡爾賽條約
1914年至1918年，這短短四年時間，在人類千百萬年的曆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舊日的戰爭在歐洲大陸留下了千瘡百孔的痕跡，幾千萬的生命隨著紛飛的硝煙永遠長眠，參戰國的經濟普遍受到重創，世界範圍內有多個國家受到戰爭的波及。戰爭，無論誰輸誰贏，都給人們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創傷。
戰敗國的人民忍受著國破家亡的痛苦，在化為廢墟的國土上終日操勞，重建著昔日的希望；戰勝國也飽受戰爭之苦，披著戰勝者榮耀的外衣苦苦度日。
如果一戰能夠得到公平的裁決，戰勝國與戰敗國的仇恨和爭奪或許就這樣永遠地平息。然而，各戰勝國為了攫取有利於本國發展的最大利益，在關於處置戰敗國的有關條約中提出了十分苛責的條件，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戰敗國上上下下人們心中的仇恨情緒。人們並沒有因為戰爭的終止而停止焦慮，而是終日憂心著下一次戰爭的來臨。一方麵，戰勝國時刻為了維護一戰後的秩序，惶惶不可終日；另一方麵，戰敗國複仇的火焰正在暗中滋長，等待有一天能夠燒毀桎梏，為自己國家的發展贏得更寬廣的發展道路。
世界上不會有一勞永逸的收獲，更不會有誰心甘情願地任人宰割。一戰之後短暫的和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休戰，而遠非人們期待的和平。作為一戰之後維護世界秩序的重要條約之一的《凡爾賽條約》，一方麵在協約國看來功不可沒，而另一方麵，事實證明，它也可以被視作是一戰的餘毒，對二戰的發生同樣“功不可沒”。
《凡爾賽條約》（或《凡爾賽和約》），全稱《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是於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爾賽宮簽署的、協約國對同盟國（尤其是德國）的協約。從1918年11月11日交戰雙方陣營宣布停火，經過巴黎和會長達6個月的談判後，一紙協約達成，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這份舉世矚目的協約當然也有合理的條件，比如“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給法國，恢複法國在普法戰爭前的疆界”等。可是，這並不能改變《凡爾賽條約》作為“不平等”條約的性質。
從性質上來看，《凡爾賽條約》是20世紀初期列強的“強權即是公理”的強權政治觀念主導下的產物，受帝國主義操控，具有明顯的帝國主義性質。帝國主義的戰勝國憑借著戰爭換來的暫時優勢，試圖利用相互勾結形成的壓迫力，從而使得德國等國家俯首稱臣，然而各國之間為了自身的利益又有不同的目的，表現在條約中就是既勾結又鬥爭。英國作為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隻是希望能夠求得歐洲大陸勢均力敵的平衡狀態，而法國由於與德國的曆史糾纏，極力要求削弱德國。而作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暫時無力爭霸，以“十四點演說”在會議上叫囂，甚至因不滿條約而拒簽，中國作為戰勝的一方，意卻也成為眾列強宰割的對象。協約國的各主要成員在所謂共同謀求和平的華麗外表下暗中卻矛盾叢生，非但不能夠確保德國得到安撫，反而加劇了內部矛盾。在不能掩飾的帝國主義本質下，戰爭罪責的不公平性及掠奪性和虛偽性也不可避免。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一場由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挑起的非正義戰爭，最終的罪責都被歸罪到了德國這一“罪魁禍首”的頭上。首先是經濟上的製裁，德國的工業和煤礦鐵路事業受到了很大的限製，加之在戰後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得德國在戰後的經濟發展舉步維艱。與這種情形截然相反的是，德國必須支付巨額的戰爭賠償2260億馬克（約合113億英鎊），且以黃金支付。後雖因各種因素有所減少，可是，這無疑是巨大的負擔，是對戰後經濟恢複的雪上加霜。更使人看得清條約本質的，是列強對德國殖民地的瓜分。德國不僅喪失了自身領土的六分之一，更喪失了其在歐洲和海外侵略擴張所獲得的領土和殖民地，德國的民族權益得不到保障。總之，經濟的凋敝，賠款的重擔，民族國土的淪喪，對德國軍事力量的限製與控製，成為壓垮一個民族脆弱神經的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