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可謂是多事之年。就在這個年頭裏，一個曾被全世界共產黨員銘刻在心的光輝而偉大的名字，一夜之間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斯大林在蘇聯幾乎遭到了全盤否定！中蘇之間的矛盾由此進一步擴大。】
1956年2月，嚴寒包圍著莫斯科，但克裏姆林宮內的氣氛卻很熱烈。從14日至25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這裏召開。大會還邀請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十五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參加。
這次大會是斯大林逝世後首次召開的蘇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對蘇聯內外政策進行的一係列調整加以確認的大會。誰也沒有想到，大會結束後赫魯曉夫會引爆一枚政治的“定時炸彈”。
24日下午，大會宣布閉幕散會，代表們各自回到住所準備離去。當夜十一時三十分，蘇共代表們又接到通知，被要求立即返回克裏姆林宮，參加一個秘密會議，那些已經離開下榻的賓館的代表也被緊急召回。因為會議是秘密舉行的，外國代表團沒有被邀請參加。
這個秘密會議是赫魯曉夫為結束“斯大林時代”而精心準備的。
會議上，作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他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史稱“秘密報告”。報告以大量的、驚人的事實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錯誤，論述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與危害。
會上，赫魯曉夫還公布了列寧給第十二次黨的代表大會的信，這是對斯大林崇高威望最致命的打擊。這封信因被斯大林嚴密封鎖了幾十年，所有人都不知曉。列寧在這封信中對斯大林做了評價，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議代表大會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務上調開，找一個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誌、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斯大林後來所犯的全部錯誤，證明了列寧擔心的正確。這樣，赫魯曉夫首先剝去了斯大林是列寧的學生、戰友和合法繼承人的神聖光環。
剝去光環的斯大林變成了一個暴君，大量血淋淋的事實推到了代表們的麵前——濫用權力，製造大量的冤假錯案，大批忠誠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幹部被逮捕和處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遭到踐踏。而與此同時，斯大林又在製造和欣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盡管赫魯曉夫再三強調，他所作的“秘密報告”不能拿到黨外去宣揚，尤其不準登報，以免為敵人所利用。而事實上，赫魯曉夫一邊強調保密，一邊又將報告的全文向黨的積極分子傳達。
這樣一來，所謂“秘密報告”就沒有了秘密可言。
斯大林的名字、他的語錄、他的功績、他的形象幾十年來在全世界共產黨人中間猶如精神支柱。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貝魯特由於經不起這樣突如其來的精神打擊，還沒等離開莫斯科，就在悲哀驚嚇中猝然去世。
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蘇共二十大的鄧小平，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速記稿帶回北京。毛澤東接到“秘密報告”後極其震驚！蘇聯對斯大林的否定給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唇亡齒寒的感受。這份文件無疑對毛澤東的精神世界產生了衝擊。
5月份，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波蘭人那裏搞到了“秘密報告”的全文，並將此報告發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自此大白天下，其產生的巨大影響猶如原子彈爆炸，斯大林的神聖形象被粉碎了。東歐國家的人民要求其領導人糾正過去的錯誤，為冤假錯案平反昭雪，一些地區出現了要求擺脫“斯大林模式”、擺脫蘇聯控製的社會情緒。
首先，波蘭出現了大的社會動蕩，匈牙利緊隨其後。兩國發生了群眾走上街頭抗議當局的騷亂，史稱“波匈事件”。麵對突如其來的衝擊，一些東歐國家的領導人被弄得不知所措。後來波蘭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而在匈牙利，騷亂演變為當局無法控製的動亂，直到蘇軍的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動亂才得以平息。
中國也難避衝擊，受波匈事件影響，國內相繼出現了一些攻擊共產黨領導的言論和少數地方的罷工、罷課和公社社員退社事件。這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特別是對毛澤東觸動很深。其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
他分析波匈事件發生的原因，認為新一代蘇共領導人雖然一方麵在批判斯大林，而另一方麵又在繼續重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這更加堅定了毛澤東與之鬥爭的信念，堅定了他獨立自主地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但同時，他在對波匈事件發生原因分析中，過分看重了階級鬥爭的因素，同時把這一被誇大了的階級鬥爭形勢運用於對國內現狀的評估，由此產生了錯誤的估計，最終導致了實踐上的階級鬥爭擴大化。
毛澤東還有一個擔心：他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引起的震蕩可能會斷送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與成果。他認為，需要有人站出來與否定列寧主義的機會主義思潮進行鬥爭，捍衛十月革命的道路及經驗。
使命使然，信念使然，性格使然，毛澤東做出了曆史的擔當。
於是，中蘇兩黨的分歧在1956年上了台階，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一件大事。
中國的不聽話與唱反調，讓赫魯曉夫非常反感。他對中國的埋怨聲、指責聲充斥在報紙、電台、演講台等公眾媒體。
1957年，中國開展整風反右運動，蘇共對此有不同看法。
1958年，中國搞“三麵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蘇共對此依然有看法，並提出了指責。如此幹涉中國內政，令中共也很不快。毛澤東指示對此進行回擊。當然，這種回擊，也是在中國的報紙、電台上進行的。
盡管中蘇兩黨相互指責，吵得一塌糊塗，但依然沒有公開決裂。外交場合相互都給對方一點兒麵子，中蘇兩黨之間還是客客氣氣。1958年與1959年，赫魯曉夫兩次前來中國訪問，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是一道親赴機場迎接。
這種虛假繁榮維持到1962年12月終告結束。
起因是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公開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上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中蘇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雙方對峙與爭論開始公開化。
赫魯曉夫的講話是對毛澤東主權意識的挑戰與攻擊，而這次對印度自衛反擊戰正是毛澤東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具體體現。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印度在中印邊界不斷製造事端，頻頻向我邊防部隊發起進攻，這時正是中美對峙、中蘇關係破裂、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不斷派飛機對我東南沿海及內地進行侵襲的時期。中國四麵受敵，國防及周邊形勢異常嚴峻。與此同時，國內又處於“三年困難時期”。盡管如此，毛澤東在主權問題上毫不含糊，他明確地告訴世界：“中國決不屈服於美蘇和印度的壓力，就是他們一起動手，陸、海、空一齊來，也休想侵占我們一寸領土。我們就是要保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不打第一槍，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毛澤東的部署和關注下，新中國自衛反擊戰以我軍勝利、印軍失敗而告終，達到了毛澤東提出的“不打則已，要打就要能起碼保證邊界一帶幾十年的安定”的戰略目標。
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不久，一些歐洲的共產黨相繼召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也派代表團參加。蘇共利用這個機會，鼓動東歐一些國家黨的領導人向中共代表團發起圍攻。西方國家一看共產黨陣營內部出現內訌便幸災樂禍，唯恐天下不亂，趁機惡言相加攻擊中國。
一場“反華大合唱”在共產黨陣營裏外拉起高調門，發出了各種刺耳的聲音。
針對這樣的局勢，毛澤東意識到：跨越國界的思想反擊戰就像對印度反擊戰一樣，不打是不行了。此時，和平年代裏“筆杆子”的優勢作用顯現了出來，特別是意識形態中的鬥爭，更需要“筆杆子”衝鋒陷陣，搖旗呐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組織“筆杆子”寫作，由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負責，陳伯達、康生主抓此事，發表一係列答辯文章。一來，對蘇共中央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進行反擊；二來，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重大政策，進行必要的解釋和澄清。
早在1960年，中共中央為適應與蘇共進行理論討論的需要，就成立了一個寫作班子。這個寫作班子設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之下，具體工作由康生負責。當時抽調了四個人：吳冷西、王力、姚溱和範若愚。吳冷西當時是新華通訊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王力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姚溱是中宣部副部長，範若愚是《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另外，還有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喬冠華、趙毅敏二人日常工作忙，隻參與討論，不直接動筆。
陳伯達、康生二人領受任務後，把原來的寫作班子直接拿了過來，辦公地點設在釣魚台。這個寫作班子非常神速，赫魯曉夫講話的第三天即1962年12月15日，第一篇名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的文章，以社論形式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上發表了。由此可見，中方反應的迅速和態度的堅決。
這個響亮的題目，似乎讓人聽見了戰鬥的號角，內心湧動著拿起槍去戰鬥的衝動。
其實這個題目出自毛澤東的靈感，也是他充滿鬥誌的心靈體現。
一開始，寫作班子定的題目是《堅持真理，弄清是非，團結對敵》。當文章送給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認為，文章的標題不夠響亮，便擬了一個新的標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接著，毛澤東對這篇文章進行了修改。改後，毛澤東寫下批語：
小平同誌：
此文已閱，認為寫得很好，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
毛澤東
又，題目似宜改一下，更為概括和響亮些，請酌定。
十二月十四日，零時廿五分
鄧小平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後，同意毛澤東對文章的修改。對標題，鄧小平認為應該進一步修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
這段時間，蘇共等兄弟黨的圍攻，不僅沒有讓毛澤東出言謹慎或者態度低調，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對抗壓力的鬥誌。處於精神亢奮之中的毛澤東滿懷激情。
12月26日，是毛澤東六十九歲的生日。他在這一天寫下了一首詩作——《七律·冬雲》：
雪壓冬雲白絮飛，
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
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
凍死蒼蠅未足奇。
不到半個月，毛澤東又作了一首大氣磅礴的長調詞——《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
小小寰球，
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
幾聲淒厲，
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
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
飛鳴鏑。
多少事，
從來急；
天地轉，
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
隻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
五洲震蕩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
全無敵！
毛澤東用詩詞的形式表達了對國際大勢的基本看法和鬥爭意誌，也表現出他性格中“獨有豪情”的氣勢與胸懷。
四天後，即1963年1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南昌會見委內瑞拉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等外賓。在這次談話中，毛談到了現代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問題。他說：“現代修正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段和平環境中滋長起來的。它和老修正主義在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們的社會基礎是高薪階層，是那些生活優裕的人。”
毛澤東一席話，反映了他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的思考。三年後，這個思考被他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修正主義”變成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時尚名詞。這個時尚名詞有時還變為了動詞，當官的、掌權的、性情的、良知的人或將這個“修正”動詞活學活用，或將其對號入座。一些人則被這個詞藻套在脖子上，最後“窒息而亡”。
有了強大領導的寫作班子，對蘇論戰的文章便源源不斷地流淌出來。在這些“驅虎豹”的檄文中，要數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十個月時間裏，史稱“九評”的辯論之作最為著名。
“九評”是針對赫魯曉夫反華“大合唱”進行的一次大力度的反擊戰，也是毛澤東立誌捍衛十月革命，維護民族自尊，“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激揚文字”。
【1963年底，中國外交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遠涉亞非歐十四國，新華社派駐非洲的攝影記者錢嗣傑用他的鏡頭記錄了這次出訪的全過程。】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直有個思想——“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鬥爭”。
蘇聯人總是盛氣淩人，指手畫腳，指揮欲十足，毛澤東對此很不舒服。毛要強而不服輸的性格令共產國際那些“大人物”很是憤怒。被大國壓迫的毛澤東，反過來十分同情弱小國家的遭遇。他認為這些弱小國家也和自己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一樣遭受著大國霸權主義的欺壓與管製。
當非洲大陸日益覺醒的消息傳來，毛澤東頗為感慨與欣喜。他毫不猶豫地表達了自己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國人民的願望！毛支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支持他們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支持他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統一和團結的願望的動議。總而言之，支持，無條件地支持。盡最大可能地支持爭取解放人民的鬥爭。
長期以來，西方大國敵視中國，對中國既沒有和平也沒有平等；蘇聯想“奴化”中國，對中國可能有和平卻沒有平等。所以，當新中國即將迎來十五歲生日之時，特別需要更多國家的友好合作與相互支持，需要一個和平共處、平等相待的國際氛圍。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少年向青年過渡是很關鍵的時刻，需要更多的營養與教育的跟進。
在對蘇“激戰”的同時，毛澤東將眼光越過鄰國，越過大國，瞄向了更遙遠的非洲大陸。在那裏，他望見了一個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希望。
毛澤東決定擴大國際交往的舞台。這個舞台不在高雅華麗，也不在光彩炫目，隻要它適合中國施展身手。於是，中國政府選擇了非洲的大陸。
中共中央決定，1963年底，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友好代表團訪問非洲，而後擴大到亞非歐十四國。
周恩來準備出訪亞非歐十四國時，“五評”發表。這一次蘇方有些吃不消，表達了休戰的願望。可是毛澤東才剛剛進入戰鬥狀態，他豈能善罷甘休！
12月3日下午，蘇共中央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向中共中央轉交了一封信。信是赫魯曉夫寫給毛澤東的。信上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赫魯曉夫在信中要求停止公開論戰，表示希望改善中蘇兩國關係，還告知，蘇聯報刊已經停止發表論戰性的材料了。
收到這封信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開會研究。
針對蘇聯的要求，毛澤東考慮不予理睬。因為中方始終處於反擊的戰鬥狀態，而且反擊戰還沒有打完，怎麼可以說停就停呢。毛澤東不同意停下筆伐：“我們對他們7月14日的公開信還沒有答複完，對他們發表的兩千多篇反華文章還沒有答複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呼籲停止公開論戰，我們不忙答複，還是繼續寫我們的評論。”
由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決定：繼續撰寫、發表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並在會上確定了“六評”主要談和平共處問題的基調。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特意提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首創的，要把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同列寧的和平共處加以比較，要引用杜勒斯的話，戳穿美國所謂的和平共處，實質上是和平演變。
周恩來要率團前往非洲，毛澤東特意提出要訪問一些沒有和我們建交的國家，讓更多非洲朋友了解中國人民的友好與善良。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這一決定的正確。訪問結束以後，當年年底，剛果（布拉柴維爾）、坦桑尼亞、中非共和國、讚比亞、達荷美（現稱貝寧）等非洲國家就相繼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周恩來帶著毛澤東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首創的”評價，帶著中國人民與非洲人民站在一起的願望，踏上了這次不同尋常的出訪十四國之旅。整個出訪過程都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框架下進行的。
1963年12月14日，中國政府代表團首次踏上了非洲大陸，他們的頭站是北非的埃及。這一天，埃及首都開羅國際機場顯得繁忙而緊張。
機場一端，由中國大使館和當地華人組成的歡迎人群和埃及三軍儀仗隊，加上四周戒嚴的警察營造了一個緊張而又熱鬧的歡迎陣容，與不遠處其它民航飛機清清冷冷地起落進出空港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歡迎人群中，有一位神清氣爽、十分活躍的攝影師。隻見他脖子上掛著兩部照相機和一個用於閃光燈充電的充電箱，來回跑動卻絲毫不顯負重之感。他就是新華社派駐非洲的第一位攝影記者——錢嗣傑。那年，錢嗣傑三十五歲。
人雖年輕，錢嗣傑端相機的時間可不短了。從十八歲走進部隊成為一名戰地記者時起，滿打滿算已有了十七個年頭。
1958年之前，中國新聞工作者在非洲還是零。錢嗣傑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派駐非洲的攝影記者。自那時起，中國出版的報紙上第一次有了中國記者從非洲發回來的獨家采訪與新聞圖片。
這塊大陸很多地方炙熱幹旱，但它卻是國際社會大家庭中最為“寒冷且黑暗”的地方。西方殖民者對非洲進行的資源掠奪與政治奴役長達一個多世紀，非洲大陸幾乎就是“落後、貧窮、苦難、奴化”的代名詞。錢嗣傑一行初來非洲時，外來的殖民勢力與本國的派係武裝再加之部族之間的爭鬥，局勢交錯複雜，政局瞬息萬變；稍有不慎，或被當局扣押，或遭土匪殺害。惡劣的生活環境與政治環境，使得人們的生活與生命沒有任何保障。
1961年錢嗣傑就遇到過一次危險。一天，他與文字記者王殊受命前往剛果（利）（即後來紮伊爾）采訪了解美國策劃的反盧蒙巴政變情況，當夜他們的駐地突然被包圍，一夥人踢開門，衝進來，端著衝鋒槍在房間裏強行搜查。所幸他們沒有被抓走。當他們完成采訪剛剛離開駐地，剛果（利）再次發生政變，他們的駐地被叛軍占領。
像這樣的驚險對於在非洲生活工作的人來說，如同家常便飯。久而久之大家習慣成自然，對之心態也就平和，逐漸也不再那麼害怕。
歲月如梭。錢嗣傑在非洲大陸一待就是五年，經過五年多的巡回采訪，穿越一個又一個非洲國家，他拍攝了大量的圖片，介紹了非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可謂足跡遍布大半個非洲。由此，錢嗣傑被當時中國駐阿聯大使陳家康戲稱為非洲的“巡回大使”。熾熱的非洲在錢嗣傑的心裏漸漸地溫暖了起來，他對當地人民日益覺醒的未來抱有強烈的希望，對那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周恩來出訪之前，大概是12月初，錢嗣傑在中國駐開羅大使館接到新華社從國內發來的電報，命他與周恩來隨行的專職攝影記者杜修賢一起，拍攝中國政府代表團在非洲的活動，並及時將新聞照片傳回國內，供國內外報紙刊登使用。錢嗣傑對參加這類重大活動是有相當經驗的。他的經驗不僅來自於曾經多次參加國家重大政治活動，也在於他是一個心細且沉靜的人。他有一個最大的優點，那就是從不張揚，喜怒不形於色，甚至淡泊名利。他是同行們公認的厚道仁義之人，大家都說：與錢嗣傑合作絕對不會發生矛盾！如果發生矛盾，責任一定在自己。
錢嗣傑這些性格特點也決定了他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以後能夠走進中南海，走近毛澤東，成為毛澤東的專職攝影記者，這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接到陪同出訪的消息，錢嗣傑的心與他跑動的雙腳一樣，一刻也不能平靜。對於周恩來，錢嗣傑懷有別樣的感覺。想到總理，他會從心靈深處湧動著一股傷感的情愫，那是一種隻有一起經曆過生死、一起經曆過悲痛才會有的感覺。
當周恩來的專機帶著轟鳴聲出現在開羅機場上空，錢嗣傑心裏突然再次閃現了八年前驚心動魄的一幕，這一幕總是在機場看見飛機時閃現。
1955年，中國外交史上也發生了一件政治大事，那就是周恩來代表新中國參加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
當時錢嗣傑已經離開部隊，調到新華社攝影部，當了一名攝影記者。二十七歲的他接到新華社指派的任務，讓他與另外四名記者去萬隆采訪拍攝。他被要求與另一名記者作為先遣隊員於4月1日先期抵達香港，購買一些攝影器材後，再在香港與大家會合，一起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赴萬隆。
計劃製訂得挺好，讓錢嗣傑很開心。因為香港他以前沒有去過，這次提前赴港，可以有時間好好看看。可誰也沒有想到，他們剛到香港，還沒來得及購買器材，就被一個電話打亂了所有的行程與計劃。
電話來自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黃社長告訴錢嗣傑和劉茂儉，外交部有兩位信使要去萬隆，隨身攜帶了很多重要文件，需要有專人陪同保護前往。於是，這兩位年輕的記者被指定為臨時“保鏢”，隨信使次日一早乘客輪離港前往萬隆。
這個電話讓兩位年輕人好鬱悶，但也不能抗命，結果他們連鏡頭都沒有打開，“悶”在香港度過了一晚，第二天便乘船起航了……一路上，兩人都在埋怨黃社長這個不合時宜的電話……
他們哪裏能想到，黃社長這個不合時宜的電話救了他們一命！
錢嗣傑他們坐船抵達萬隆後就開始盼望中國代表團包乘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專機早點來到，因為他們需要的攝影器材都在專機上，隻有器材運來，他們才能開展工作。4月11日那一天，是專機抵達的日子，大家在旅館裏左等右等，始終沒有“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消息，當天晚上，驚人的噩耗傳來——“克什米爾公主號”在沙撈越西北海麵上空爆炸墜海，機上所有人員全部遇難，包括新華社的三位記者。
當時大家全都驚呆了，有幾個工作人員蹲下身，抱著頭失聲痛哭。人們起初還以為周恩來也在飛機上，不過很快得知，遇難者的名單裏沒有周恩來的名字，劫後餘生，稍顯寬慰。
原來，周恩來應邀取道仰光，同緬甸等國領導人會晤，這才躲過一劫，
二十年後，隨著外交部一批絕密文件解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真相才大白天下。
萬隆會議是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自行召開的會議。這使得蔣幫特務得以伺機搞暗殺。他們在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企圖以暗殺手段阻撓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會議。定時炸彈在空中準時爆炸了，但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暗殺的主要目標卻不在飛機上，這讓敵人精心布置的陰謀最終沒能達到預期目的。
整個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成員都被悲傷情緒籠罩著，特別是三名記者魂斷萬隆，令錢嗣傑等幸存者十分悲傷。
錢嗣傑突然離開香港執行護送任務，行程與任務內容都是保密的，他沒有將行程細節告訴妻子。當時妻子陳惠嫣在鐵路醫院，外交部傳來消息說錢嗣傑不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新華社將此消息電話告知了醫院。
萬隆會議沒有因為中國代表團空難事件而受影響，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市如期舉行。參加會議的有阿富汗、緬甸、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埃及、埃塞俄比亞、黃金海岸（今加納）、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老撾、黎巴嫩、利比裏亞、利比亞、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特阿拉伯、錫蘭（今斯裏蘭卡）、蘇丹、敘利亞、泰國、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和也門。發起國為印度、印尼、緬甸、錫蘭和巴基斯坦。共有亞洲和非洲的二十九個國家和地區派代表參加了會議。
由於當時與會國中隻有七個國家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一露麵就引起了各方的極大關注。加之專機的爆炸、與會人員的遇難，新中國成為這次會議乃至全世界極為關注的焦點。
作為隨會拍攝的新聞記者，可以想見他們肩頭的重任。由於他們的器材隨飛機爆炸而灰飛煙滅，他們不得不現從當地買了許多閃光燈泡使用。
那時的閃光燈，不能連續使用，用完一次，必須馬上更換燈泡。可就在拍攝蘇加諾與周總理合影時，燈不亮了！錢嗣傑急忙又換了一個，一連換了三個，都沒亮！他隻覺得汗從額頭上刷地流了下來，站立在合影人群中間的周總理發現他的閃光燈出現了故障，便輕聲地提醒：“你用慢速照。”
錢嗣傑馬上冷靜了下來，用慢速拍攝了一張合影。
七天的萬隆會議，周總理共出席各種會議十六次，會見各國領導人十六次，參加各種宴請十六次，平均每天活動達六次之多。錢嗣傑白天馬不停蹄地忙著采訪，晚上采訪活動結束後，馬上鑽進又悶又熱又潮濕以衛生間替代的“暗房”裏，衝洗膠卷、製作照片、撰寫文字說明，一幹就是一個通宵。第二天一早，還得跑到郵局，往國內郵寄照片，供總社向國內外發稿。七天會議，錢嗣傑五天幾乎沒合眼。但作為幸存者，他覺得自己責無旁貸，他必須不辱使命，每一下按動快門，洗印每一張照片，都寄托著死難戰友的一份未了心願。他不僅出色地完成了攝影報道任務，也將周恩來總理作為新中國的形象很好地宣傳了出去。
這次萬隆會議最大的收獲，是為非洲人民打開一扇看見民族命運光明的窗戶。曾經被人稱為“黑暗大陸”的非洲開始覺醒，處在殖民統治下的非洲各國人民為獨立和自由進行著英勇頑強的鬥爭。從1955年萬隆會議到1962年底，非洲國家相繼掙脫殖民主義的羈絆宣布獨立，有三十四個非洲國家的首腦參加了非洲統一組織成立大會。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蓬勃發展，正在迅速地改變著整個非洲大陸的政治局麵。也是這個驚人的變化，將錢嗣傑他們這一批新聞工作者送往非洲。如今，周恩來也將中國政府的友好情誼帶到了非洲。
周恩來乘坐的專機帶著巨大的轟鳴聲平安地降落了，飛機徐徐來到歡迎現場，艙門打開，周恩來出現在大家的視野裏，引來人們一陣高呼聲。
錢嗣傑也從鏡頭裏看見了他所熟悉的身影：一切都沒有變，總理依然風度翩翩，溫雅而從容。他眼睛一熱，手裏快速按動著快門……
周恩來與代表團成員在埃及領導人與歡迎人群簇擁下走出機場。這時，他看見了在一邊拍照的錢嗣傑，於是衝著錢嗣傑的方向揮了揮手，算與他打了一個招呼。
錢嗣傑從鏡頭裏看見了周總理這一舉動，他來不及回應，隻能用快門回報了總理一個熱烈的“哢嚓”聲——周恩來揮手的瞬間定格了，那是距離萬隆會議後再一次定格，而這一次，曆史的定格將會更有意義。
接下來，錢嗣傑與杜修賢一起馬不停蹄，先後到了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裏、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裏等十個非洲國家，這些被訪問的非洲國家大都是剛剛取得獨立，地位不高，發言權不大，被人看不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去了，又宣布了伸張正義、體現友好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他們是很大的支持。各國人民以最熱烈的方式、最高的禮儀接待了周總理。
中國代表團無論到達哪個城市，都是萬人空巷，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著大紅大紫、大藍大綠的民族服裝，伴著非洲鼓激昂的節奏載歌載舞。老人、兒童爭著上來摸摸中國客人的汽車，婦女按當地風俗脫下身上的花袍，鋪在路上讓中國客人的汽車碾過，好讓她們心愛的衣服上留下友誼的印痕。
錢嗣傑的鏡頭裏，到處都是縱情的歡笑和激動的淚水，到處都是熱烈的掌聲和絢麗的鮮花，它們充分表達了非洲人民對中國客人的深情厚誼。
1963年迎新辭舊的除夕之夜，代表團來到阿爾巴尼亞。這是前來開會的亞非歐國家中唯一代表歐洲的國度，也是與中國最友好的歐洲國家，被中國親切地稱為“山鷹之國”。周恩來在回到北京後的一份彙報裏，第一個談及的國家就是阿爾巴尼亞。國土不大的阿爾巴尼亞在中國政府的心裏有著非常大的位置，不久後的“文革”時期，阿爾巴尼亞似乎成了中國為數不多的“鐵杆”國家。那時的電影新聞簡報，見得最多的也是阿爾巴尼亞各種代表團頻繁來華的訪問。
訪問期間，周恩來是那麼睿智，他非常能夠體味非洲國家的民族自尊心。有兩件事給錢嗣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訪問中，代表團發現邀請中國訪問的埃塞俄比亞突然猶豫起來。原來埃塞俄比亞還未同我國建交，他們還受著美國的控製，在他們向周總理發出邀請以後，內部出現了矛盾，塞拉西皇帝感到為難。一方麵，他希望周總理去訪問，另一方麵又怕美國給他施壓。迫於這種外來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接待我們，準備在阿斯馬拉市接待。按國際慣例，對一個國家的總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禮貌的。美國報刊立即對此做出反應，說這是有意降低對中國人的接待規格。但是，周恩來著眼於發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誼，體諒了埃方的困難處境，仍欣然應邀訪問。如此善解人意的中國總理，令塞拉西皇帝感動。不久埃塞俄比亞頂住美國的壓力，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再一個就是在突尼斯停機加油變為正式訪問。代表團從歐洲唯一訪問的國家阿爾巴尼亞直飛西非，其間距離一萬裏，中途需要在突尼斯降落加油。突尼斯政府得知這一消息，一再熱情邀請周恩來率團就此做一次正式訪問。於是周恩來決定由加油“升級”為訪問，從停留一天追加到兩天。1964年1月9日，中國客人到達突尼斯的當晚，布爾吉巴總統在國宴上講話，對中國的對外政策提出了若幹異議。周總理完全體諒各種朋友的疑慮和誤解，當場即以“求同存異”的精神，給予具體、圓滿的答複。“求同存異”這一提法讓布爾吉巴總統格外賞識，也頗受啟發。他說：“我同意周恩來總理求同存異的方針，我們還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偉大的友誼，並一定要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第二天，突尼斯與中國便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個意外收獲令全體代表團成員歡欣鼓舞，大家看到了中央製定對非決策已經有了初步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