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想起來，在那雍容揖讓的人群中，就有範愛農。豈止他呢，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也還有被囚在黑獄裏，到革命後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一兩個人……想起這些，魯迅也覺得慚愧。
然而魯迅那時茫無所知，搖著頭把他們送往東京去了。徐錫麟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火車上，他和他的夫人在神戶上岸，就坐車走了陸路了。
魯迅想，他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是哪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關稅上的那一回了。試問範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1911年夏，魯迅辦理完了第二屆畢業生的畢業手續後，便辭去紹興府中學堂的職務。他原打算去上海書局任編譯員，由於無熟人薦舉被拒絕了，於是在家裏繼續做整理和輯錄古籍的工作。此時陳子英已離任，新到任的監督沈鏡蓉來校不久複又辭去。時值光複，學校沒有負責人。十幾個學生代表堅請陳子英、魯迅兩位先生回校主持。
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大部分省、區宣告獨立，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11月4日，浙江民軍起義。5日，杭州光複的消息傳到了紹興，越社當即發起召開在紹興城內迎接光複的大會。除越社社員外，還有紹興府中學堂及師範等一百多名師生參加。
大會公推魯迅為主席。魯迅在會上發表簡短的演講。他說：“革命就要起來了，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出去演講，宣傳革命的道理，宣傳革命的正義性。……隻出去幾個人不行，恐怕要發生衝突，要組成隊伍，要有武裝人員保護……”魯迅的建議為大會所通過。
11月5日，紹興城內流傳著謠言，說在杭州戰敗的清兵，要渡錢塘江到紹興來。人心惶惶，店鋪關門。魯迅趕緊到學校召集了30多名學生，組成“武裝演說隊”。魯迅頭戴軍帽，手持紅纓長刀，英姿勃勃地走在隊伍前列，學生們扛起體操用的步槍緊隨著上街。一個學生問：“萬一有人來阻攔怎麼辦？”魯迅堅定地回答：“你手上的指揮刀是做什麼用的？”遊行隊伍沿街散發“溥儀逃，奕劻被捕”的傳單，宣傳革命，安定人心。
11月6日，紹興的舊官僚、紳士紛紛成立什麼“社會黨”、“自由黨”、“統一國民黨”，在立憲派首領、浙江都督湯壽潛支持下，匆忙組成以原紹興知府程讚清為首的“軍政分府”。
這一天，魯迅的老朋友範愛農從鄉下進城來看望魯迅，他戴著農民常用的氈帽，臉上露出從未有過的笑容。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複的紹興。我們同去。”
他們在街上走了一趟，滿眼是白旗。但是，魯迅發現，這雖然貌似革命，“內骨子是依舊的”。站在軍政分府門口的“府長”，不就是原來紹興知府的程讚清嗎？還有那個秋瑾案的告密者章介眉也成了“治安科長”。魯迅非常憤慨。官僚、豪紳們已經紛紛鑽進革命營壘裏來了，他們搶先一步宣告“獨立”，掛白旗，竊取革命果實。昨日的舊衙門，搖身一變，便成了新政府。假洋鬼子進一趟城，花四塊大洋，就可以買來一枚自由黨的“銀桃子”掛在大襟上。
紹興和山陰、會稽兩縣的府、縣衙門裏當差的紛紛逃亡，紹興府中學堂的師生也走散了不少。宋崇厚找到魯迅，說：“豫才先生，我想請假……”魯迅嚴肅地問道：“你怕了嗎？”宋崇厚默不作聲。魯迅接著說：“你看，逃掉的是滿清官吏，我們為什麼要逃？勿要自慌自（即給自己製造緊張的意思）。”宋崇厚因此打消了回家的念頭。
這一天，城內圍繞著“光複易幟，實行共和”的問題，在商、學兩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有越社青年參加的新派取得了勝利，派出了錢達人等人前往杭州，要求取消偽“軍政分府”，速請王金發來紹興。魯迅支持了新派這一正確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