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白色人種，沃克在小說中描繪的、由美國人重建的世界秩序，包含著深刻的種族主義思想：美國版的世界帝國，理應給戰敗後的德國一席之地。在作者看來，歐洲諸強之間的戰爭隻是禍起蕭牆，同室操戈，戰後必定還要共處一個世界。正因為如此，沃克才在小說中描寫那麼多的美國人對德國人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種族認同感。
早在亨利赴德之前，美國前駐德國海軍武官托萊佛在得知亨利將要接任自己時就對他說：“希特勒是個真他媽的了不起的人”，德國人很像我們，“比法國人，甚至比英國人更像我們”。
此後，作者又通過亨利的親身體驗重複了這個觀點：“就個人來說，德國人和美國人非常相似。他覺得奇怪的是，兩國人民都以鷹為國徽。德國人同樣也是那種有事業性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幹。從這些方麵來說，亨利中校跟他們一起的時候，比跟那些遲鈍的英國人或委婉健談的法國人一起，更感到隨便。”
在小說中，老一輩的美國水兵對日耳曼人充滿好感，年輕一代的美國海軍也對德意誌人情有獨鍾。德軍入侵波蘭之後，一艘德國潛艇居然潛入蘇格蘭北部的斯卡帕海灣，擊沉英國“皇橡號”戰列艦並安全返航。亨利作為美國駐德國使館的海軍武官，便帶著剛剛逃出波蘭的拜倫去出席德國潛艇艇長普倫報告此次襲擊的招待會。結果，拜倫的感受卻與人類的道義和良知大相徑庭：“拜倫聽見斯卡帕灣冰冷、烏黑的海水衝擊著船身。當魚雷僅僅命中一艘軍艦時，他甚至跟德國人一樣感到失望。”“他並不感到高興，但也不為９００名英國水兵喪生而感到遺憾。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作冒險。而且他在執行這次夜間任務時死去的可能性比那些英國水兵更大。他很可能落入陷阱、觸礁或被水雷炸得粉碎。拜倫也這麼想。普倫出海去，完成了任務，回到家裏，他在這裏非常認真、內行，繪聲繪色地講述他的故事。”後來在回家的路上，父子倆議論此事時，亨利說：“他們那些人都是怪人……這位普倫很像我們自己的海軍潛艇員。有時我簡直忘記他講的是德國話。”
美國人對德國人如此寬容，卻對日本人嗤之以鼻。在作者筆下，東西對抗是最根本的全球性的文明衝突，西方白人一定要在這場衝突中壓倒東方的有色人種。因此，太平洋戰爭被作者誇大成為一場東西方文明的衝突，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種族之間的戰爭；日本則被沃克高度抽象成為一般意義上的亞洲人，他們的侵略暴行被作者解釋成為有色人種對白色人種的冒犯。出於這樣的理念，作者才在小說中多次重彈“黃禍”的老調。
珍珠港遭受日本襲擊之前，一群美國海軍航空兵在航空母艦的會議室裏討論戰事時，華倫回顧了日本崛起的曆史：在２０世紀初期，日本人在旅順口打敗了俄國人，“沙皇隻得和一個隻有他本國六十分之一大小的不發達的國家講和！日本人把它看作一個偉大的勝利，就像我們看待美國獨立革命那樣”。“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曆史書沒有對這場戰爭予以足夠重視。現代日本的曆史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也可能一切現代曆史都是從這裏開始的。因為就在這-次，有色人種打了白種人，而且把白種人打敗。”華倫的“宏論”贏得了聽眾，在場的海軍少將柯爾頓聽完後第一個站起來，帶頭鼓掌，並使勁握華倫的手。
華倫在這裏喋喋不休，提醒西方白人不要忘記了被有色人種打敗的恥辱。事實上，日俄戰爭之後，美國海軍就開始處心積慮，一旦美國的霸權受到“黃禍”的挑戰，便要摧毀日本。“他們的作戰方案預擬日本會中計而首先發難，並且也已炮製好一項陳腐不堪的反攻計劃。有人說過，切斯特·馮·尼米茲曾在戰後聲言，美國完全是依照海軍軍事學院計劃好的路線贏得戰爭的。”
英國很早就在東方世界確立了自己的霸權，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卻在亞洲遭到了重創，使印度洋成了日本的內湖。對此，英國人當然不乏切膚之痛。在小說中，魯爾對帕米拉說：“大英帝國是以新加坡為樞軸的，帕姆。要是我們要繼續壓迫和榨取５億亞洲人，並且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愚昧的土著居民手中盜竊他們的財富，就一定要使新加坡堅不可摧。因此，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魯爾話音未落，新加坡就陷入了日本軍閥之手。另一位英國著名記者塔茨伯利有感於大不列顛的東方帝國的墜落，便在好萊塢向美國聽眾大肆兜售“黃禍”論：“朋友們，東亞是這場戰爭的重心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那邊的蘆溝橋，而不是在波蘭開始的。中國進行戰鬥的時間之長，超過任何人。如果日本在那裏打贏了，俄國就要大難臨頭。日本將要動員印度、中國和東印度群島的無窮資源去對付蘇聯，一場新的黃禍就要衝過西伯利亞的邊界，它擁有坦克，擁有零式飛機，還擁有以１０∶１的優勢壓倒西方的人力和自然資源。中國-緬甸-印度戰場是一個真正的、被遺忘的第二戰場。為了要使文明得救，我們必須堅守這一戰場”。在這裏，塔茨伯利高呼援助亞洲人民抗日鬥爭的口號，心中盤算的卻是如何早日恢複歐美失去了的東方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