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在矛盾中成長的。
現在的人，講究純自然，吃要綠色，用要天然。可是我們又無時無刻不在破壞著自然。難道不是嗎？包括他們，動物保護主義者，吃的用的離得開動物嗎？馬牛羊是不是動物？環保主義者，誰住在山洞裏、刀耕火種了？
人在追求物質的極大豐富、超級物質享受的同時，也在追求精神的充分自由和權利的絕對平等，試圖創造著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等等。然而，現實一次次無情地粉碎著這古老綿延的幻想，就連我們推崇的法律，力圖給予和保護人的自由、平等，實際上是在限製人的自由和平等。關鍵是沒有純粹的自由和平等。一個人的絕對自由，肯定就妨礙了別人的自由。我也渴望隨心所欲，無拘無束。可是不行。試想一下吧，你開車行走在路上，不顧交通規則，想怎麼開就怎麼開，別人的車怎麼開？出行上路，紅綠燈決定你的進與停；旅行在外，火車、飛機的出發時間左右著你的走與留；購物吃飯，商場和餐館的營業時間製約著你的進與出；就連上下班，也有遲到早退的規定。社會是由每個人組成的，一個人的絕對自由都不能做到，全社會的絕對自由就更不行了。其實，自由和平等是離不開秩序的，而且，在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看來，正義是社會製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體係的最高美德。但我更欣賞羅爾斯的另一句話：正義是靈魂的需要和要求。
靈魂的需要是什麼，隻是一種生理本能之外的精神享受和自我安慰。中國也有烏托邦，著名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我就欣賞陶淵明。女兒在她的小書《悠然心語》中就說，她的名字就和陶淵明有關。悠然。可惜的是，烏托邦隻是自己與自己開個玩笑罷了。烏拉尼亞，既然是天上的國度，現實社會中也就隻能另尋出路了。不知道是它的悲哀還是我們的悲哀。
“不知何日，也就不知何時。”
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以前讀過一些外國文學作品。最早看托爾斯泰、巴爾紮克、雨果這些世界文豪的作品，很大成分是追時髦。那個年代，你要是看過這類書，同齡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電視劇《北風那個吹》中的男主人公帥子，在知青點偷著講《紅與黑》，說者和聽者都如醉如癡，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後來，讀黑利的《烈藥》係列、謝爾頓的係列小說，以及福爾摩斯之類，是因為喜歡這類題材，引人入勝，還覺得有些知識性和趣味性。
當然，我讀的都是中譯本，我不懂外語。
這次讀《烏拉尼亞》，我忽然意識到一個問題，以前被自己忽略了。這些好書，能對世界產生影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好的翻譯。我油然產生了對文學翻譯家的崇敬感。
翻譯要懂外語。這是廢話。但懂外語不一定能成為翻譯，懂外語與翻譯是不能畫等號的，尤其是翻譯家。有一段時間，和許鈞、黃友益、仲偉合等一批高級翻譯、翻譯家有些接觸，主要是探討翻譯人才培養問題，從他們那裏受益匪淺。可我還是覺得，各行各業的翻譯，最難的和最需要造詣的還是文學翻譯家。語言文字的翻譯，懂外語的人一般都能做到，而文學翻譯，則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文學翻譯家，本身也是作家，忠於原著又不囿於原著，還原異國情調又符合國人習俗。集翻譯與創作於一身，真的很難。是視覺盛宴、心靈溝通，還是味同嚼蠟、精神摧殘，取決於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