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份開始，溥儀的病惡化了。東北的來信，仍然一封一封寄來。每來一封信，溥儀的病就加重一分。我幹著急，沒有任何辦法。
每隔幾天就去醫院也不是個法子。直到11月份，左說右說，他始終不答應住進醫院。等到他病重時，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我跟著溥傑、老萬把他送進了協和醫院。那是一天很晚的時候。
主治大夫之一吳德誠仔細檢查了溥儀的病情，之後，避開別人把我悄悄拉到了一邊，說：
“你先不要跟別人說。溥儀的病不會好了。這次是尿毒症複發！”
住院前，醫院要求溥儀先交200塊錢才能住院。我趕忙跑去全國政協總務科借錢。因為早先臨時需要一點兒錢，手裏沒有，就曾找總務科借過。可這次，沒人借給錢，我急壞了。
那時，溥儀早已把稿費全部交給了政協機關。我手裏隻有日常過日子吃飯的錢，連200塊錢都掏不出來。
正在這時，溥傑聽說後，帶來了200塊錢。可是一位親戚在場，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就是不讓溥傑給。沒辦法，我隻好找幾位朋友臨時湊了200塊錢交上押金。
溥儀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他躺在病床上，還在心事重重地為連續發來的批判信發愁呢……不管怎樣，溥儀總算住進了醫院。
通過采訪，我了解到孫博盛的來信中最使溥儀感到懼怕的是，要追究在偽滿時打死童仆孫博元之事。雖然已事過幾十年，但畢竟人命關天。一封封的來信，使溥儀的病情日益加重。
談起往事，李淑賢拿出了孫博盛的多封來信，上麵工整的字跡顯示了這位老工人的認真態度。
80年代初，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我在長春市這位老工人的家裏見到了他。他住一間平房。後來，我又在他值班的工房采訪了他。提起當年的事，他多少有些後悔：
當時，我哪兒知道溥儀真病了？以為他在裝病呢……直到李淑賢來信，我了解到溥儀的確得了重病，我這才不給他去信批判了。實際上，我真是按照毛主席教導的，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批判封、資、修，去對溥儀開展批判的。一點兒私心也沒有。孫博元是我們原來慈幼院一起被挑進偽滿皇宮當童仆的，跟我關係也挺好。那年，他被毒打了一頓之後，他跑進縱橫交錯的地下管道裏死掉的。
死得挺慘呀……我認為，雖然他不是溥儀親手打死的，但他也有責任。所以，我拿起筆對溥儀展開連續批判……
這位老人親手交給了我多封溥儀的親筆回信，又提供了他寫給溥儀的大批判信。這些信統統是用複寫紙書寫的雙份信件。這些微微發黃的信紙，似乎顯示了憂如隔世的淪桑之感。
據李文達回憶：當溥儀打電話找他時，他並不知道。正在這期間，李文達也因此書而受到了批判。此後，李文達竟因執筆撰寫《我的前半生》，蒙冤受屈，連續不斷受到“審查”，入獄達八年之久。
當李文達在80年代初期接受我采訪時，談到此事，情緒激昂。這位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在周恩來同誌直接領導下曆經殘酷對敵考驗的老革命，對於後半生一直因《我的前半生》而深受其“害”的經曆，甚感憤慨和不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執筆撰寫此書受到造反派的指責，被稱之為“皇帝”樹碑立傳的孝子賢孫，他說這可以理解。但他不理解的是，到了80年代，他被告上了法庭，說他不是《我的前半生》的撰寫者。而判決的結果，是李文達不享有版權而敗訴。
李文達至死也認為，這是令人十分可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