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還是獨裁?
--七十年前關於“現代化”的一次爭論
上世紀三十年代，思想界有過一次關於“現代化”的大討論。參加這次爭論的有胡適、孟森、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張奚若、陶希聖、張忠紱、陳之邁等人。因為他們都是“知識界巨子、言論界領袖”(陶孟和語)，所以這次討論在當時影響很大;又因為他們對“現代化”的理解偏重於政治方麵，所以對當今社會也很有啟發。然而由於曆史的原因，這次爭論基本上被人遺忘。
一、背景和緣起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時，國民黨根據孫中山的理論，在確立一黨專製的同時，開始對人民實施“訓政”。所謂“訓政”，是說中國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備民主自治的能力，隻有在國民黨的訓導下，才能成為公民，才好實行憲政。就在這種說法受到胡適等“新月派”自由知識分子質疑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席卷西方社會，再加上蘇聯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虎視眈眈和步步緊逼，使許多中國人對民主製度產生懷疑並對獨裁專製抱有希望。於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的如何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又重新引起人們的思考和關注。1933年7月，《申報月刊》集中發表20多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有人說中國現在最急需的是“整個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統製經濟和集體生產”，有人說“欲使中國現代化，以采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還有人說中國需要的是“介於兩者之中間的複式社會”。與此同時，也有人對“現代化”本身提出質疑。他們說隻有弄清什麼是“現代”，才有資格談“化”的問題。其中，著名的曆史學家孟森先生就是質疑者之一。
孟森(1868-1938)字心史，江蘇武進人。他早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辛亥革命前後他曾參與政治活動，後來專心治學，在明清史研究方麵頗有成就。他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已經50多歲。由於不滿意那些一開口就大談“主義”的文章，他拜訪了胡適，並撰寫《現代化與先務急》一文，發表於《獨立評論》第77號。孟森認為，大家不要再亂談什麼現代化了，如今最需要的是平心靜氣地商量一下我們的當務之急究竟是什麼。
孟森的觀點與胡適“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基本一致。因此胡適在編輯該稿時，又以《建國問題引論》為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同一期《獨立評論》上。文章說:早在戊戌變法時代，中國雖然也有實行君主立憲還是實行民主共和的爭論，但是當時的知識界對於獨立、自由、民主、自治、尚武、愛國等西洋文明是沒有什麼懷疑的。在大家心目中，所謂“現代化”隻能包括“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但是，就在梁啟超等人熱衷於宣傳維新思想、中國人剛剛找到一條正確道路的時候，西方社會卻出現了懷疑現代文明、否定資本主義、重估一切價值的思潮，再加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蘇聯革命的勝利，這就使“個人主義的光芒遠不如社會主義的光耀動人了;個人財產的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劃經濟時髦了;世界企羨的英國議會政治也被詆毀為資本主義的副產製度了。凡是維多利亞時代最誇耀的西歐文明，在這種新估計裏，都變成了犯罪的，帶血腥的汙玷了。”胡適說，這種思潮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學習西方文明的決心，而所謂“現代化”之爭，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這一分析基礎上，胡適痛心地指出:“中國的多數青年，本來就不曾領會得十九世紀西洋文明有什麼永久的價值;現在聽見西方有人出頭攻擊西歐文明，而且攻擊的論調又恰恰投合中國向來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不知不覺之中，最容易囫圇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國青年人的議論就幾乎全傾向於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蘇聯的偉大的、艱苦卓絕的大試驗的。有些人卻不免有吠聲之犬的嫌疑，因為他們絕不曾夢想到西歐文明與美國文明是什麼樣子。”這樣一來，中國就出現了否定一切，“靜候中國的列寧與斯塔林”出現的思潮。胡適認為，正是由於人們對“現代化”的認識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才造成如今這種“相互仇殺、相屠相滅”的可怕局麵。
胡適還說，所謂“現代化”，就是讓中國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立住腳，讓老百姓過上安居樂業、衣食無憂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結束時提議:“大家應該用全副心思才力來想想我們當前的根本問題，就是怎樣建立起一個可以生存於世間的國家的問題。”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為“建國問題引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