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寄給我一本由湖南省教育廳周德義同誌撰寫的專著《我在何方：一分為三論》的清樣，囑我為該書作序。我對書中所論的問題沒有研究，本想婉言謝絕，但繼而又覺得這樣做不太禮貌，故隻好靜下心來，把書稿通讀了一遍。讀後感到這是一本確有見地的好書，寫一點讀書心得也未嚐不可，故不揣冒昧，寫幾句話權充為序。
應該說，“一分為三”是中國哲學界的一個既古老而又年青的話題。之所以說它古老，是因為對於這一命題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研究了它。《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這些都說明，它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有著相當豐富的體現。之所以又說它年青，是因為好像人的天性就好二分法，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敵人，一部世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無一不是一部剝奪史、壓迫史、戰爭史。在我國亦有一段相當長的特殊的曆史時期，以階級劃線，搞“兩個凡是”，弄得人惶惶不可終日。直至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學人方才又恢複了對中斷了二十幾年久違了的一分為三思想的研究。今日對於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可謂如火如荼，方興未艾。許多專家、學者，對它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據了解，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曆史研究》主編龐樸先生等就曾對它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真是見仁見智，見山見水，莫衷一是。這些對於推動人們從二分法的機械的思維定勢之中和禁錮之下解放出來，是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的。因此，我以為，對“一分為三”理論的深入研究，既有學術史資源可資借鑒，又是“一分為三”這一哲學思想不斷發展的需要。
《我在何方：一分為三論》的著作者周德義同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生物係，原來主要從事生物學和自然辯證法方麵的研究，發表過一些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和專著。近幾年來，他對“一分為三”理論產生了濃厚興趣，在擔任國家公務員的繁忙工作之餘，還在湖南師大等幾所大學作兼職教授，潛心甚至於可以說是醉心於“一分為三”理論的探討，在報刊上陸續發表了數十篇頗有見地的學術論文，並在大學作“一分為三”專題講座，受到學生們的歡迎。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力作《我在何方：一分為三論》一書。作為湖南師大的老教師，我自然為之高興並受到鼓舞，也感到這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我以為，《我在何方：一分為三論》具有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對“一分為三”理論作了比較全麵、係統的論述。從“一分為三”的提出到發展過程，從“一分為三”的理論框架到基本內容，從“一分為三”的基本範疇到實踐運用，都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這表明作者對“一分為三”理論有了整體上的把握。作者對“一分為三”規律性的論證，涉及到了自然科學、思維科學和人類社會諸方麵，運用了數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相關研究的最新成果，論證非常全麵、係統和豐富，說服力強。這無疑得益於作者畢業於生物學、化學專業，具有紮實的自然科學基礎。二是理論觀點比較前沿。該書對理論界認為需要解決的幾個重大問題都作了認真的回答，如“一分為三”與“一分為二”、“一分為多”的關係問題，中間狀態或者第三者的獨立存在及其意義的問題，“一分為三”理論的實踐性問題，以及對“一分為三”的理論闡述表達的問題，等等。作者對這些前沿問題的探討不乏真知灼見，讀後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嚐試性地用數學語言提出了“一分為三”理論模型，對這一理論做出了探索性的頗有見地的新概括。可以說，作者對於這一理論研究領域的曆史、現狀和走向的了解，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廣度和深度，作者對這一理論的探索和研究已進入較為成熟的階段，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風格和理論體係。三是體現了理論和實踐的緊密結合。“一分為三”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因此，作者十分重視這一理論的實踐基礎。在構建理論框架之初，就從實踐中引出理論觀點；全書用大量篇幅對“如何運用‘一分為三’”做了具體論述，如“關於構造動態的和諧的平衡狀態”、“關於存在狀態的轉變”、“關於最佳狀態的確認與‘適度’的關係”，以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與‘一分為三’的關係”，等等，都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從而使“一分為三”理論為人們從事實踐活動提供了方法論指導。此外，作者對中國古代哲學如老子的“持中”思想、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佛家的中道觀所包含的“一分為三”的思想所做的分析和發掘，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和精髓的深入探究，都力圖從一個新的角度或層麵來詮釋或拓寬中國哲學思想。同時，作者也是把一分為三作為一個窗口，展示自己在認識論、價值論和人生觀方麵的思想觀念和研究成果。四是結構嚴謹，文字流暢。作者堅持嚴謹求實的寫作態度，既注意理論結構的完整，又兼顧內容的新穎豐富和文字表述的通俗易懂，這為閱讀者提供了便利。所有這些，對於一本學術著作來說，都是難能可貴，應予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