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一國兩製”
1949年，中國大陸乾坤已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15兵團南壓深圳，此時直取香港可謂探囊取物一般。林彪站在深圳河北岸遙望燈火通明的香港，向毛澤東請示部隊的作戰方針。毛澤東沉思良久，終於電令林彪不要進入香港，並說香港是下金蛋的地方，對即將進行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特殊的作用。
其實英國政府以為來勢洶洶的共產黨軍隊一定會收複香港，甚至提前撤走了大部分駐港軍隊。四野的百萬雄師在深圳河北岸輕描淡寫地一番駐足、離去，卻嚇得英國政府戰戰兢兢。因此，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英國政府率先在《華僑日報》上以大標題刊登了“毛澤東已保證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樣。
很多人難以理解毛澤東的這一舉措。如果說是怕了英國，又不像，早在1949年4月，毛澤東就下令擊傷了數艘闖入中國內河的英國軍艦。由此，斯大林特意派米高揚來華了解新中國的內外政策。毛澤東耐心解釋說：“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相反，若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和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事實的發展證明，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再一次改寫了曆史。
1960年5月，北京，中南海。
這一天，中南海迎來了一位來自英國的傳奇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軍元帥蒙哥馬利。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是應邀訪問中國的。當陳毅以共和國外交部長和解放軍元帥的雙重身份接見他時，蒙哥馬利笑聲朗朗地提出：“我想見見你們那位在西方很出名的毛主席，你能幫助我嗎？”當陳毅一字不漏地將蒙哥馬利的原話轉達給毛澤東時，主席當即哈哈大笑著表示：“好，我也很想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元帥。”
中南海頤年堂。
毛澤東親自走到門口迎接蒙哥馬利。當兩個人的眼睛第一次對視的時候，毛澤東一句話就逗笑了蒙哥馬利：“好，我答應你現在不談香港問題。”原來，蒙哥馬利在路過香港時曾接受記者采訪，當問及香港地位問題時，蒙哥馬利說：“香港是英國的一部分，與中國人無關。如任何人企圖侵犯香港，我敢保證將引起戰爭。本人不會與中共領袖談論香港問題。”聽聞後，毛澤東隻是寬容一笑，他研究過蒙哥馬利的傳記，知道這位元帥的政治頭腦永遠比不上他卓越的軍事才能。他麵對記者的回答恰恰體現出率真的個性，這是毛澤東欣賞的。兩位性格相近的老人坐在一起談笑風生，果然隻字未提香港問題。
轉瞬，14年過去了。1974年，英國首相兼保守黨領袖希思應邀訪華，仍是在中南海，仍是談笑風生。毛澤東在談笑間不失時機地提出：“香港問題在1997年應該有一個平穩的交待。”希思一愣，隨即回答說：“請主席放心，香港問題在1997年一定會有一個平穩的交待。”毛主席大笑著對周恩來說：“恐怕我是看不到嘍！”這話是對自己說的，也是對中國第二代領導人說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是陪同主席在場的，牢牢記住了主席的話。
1979年10月7日，中國領導人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態，香港租約到1997年屆滿，中國將恢複行使對香港主權。那麼，恢複主權後的香港將采取何種製度呢？事實上，早在1957年4月，周恩來就表示，香港要完全按照資本主義製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係的基地。這些話，已經有了“一國兩製”構想的萌芽。
“一國兩製”方針的提出最早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979年元旦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在解決同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遭受損失。這已經包含了“一國兩製”的構想。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九條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方針。其中提到“現行社會、經濟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企業所有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葉劍英的談話，進一步闡述了“一國兩製”構想的內容。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當中，第一次將這種構想概括為“一國兩製”。他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是‘一個國家，兩種製度’。兩種製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製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製度。不隻是台灣問題，香港問題也要這樣處理。”
“一國兩製”是鄧小平集中全黨智慧首先提出，並反複闡述的基本國策。1984年5月15日，中國政府總理在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我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的主要內容包括：根據憲法第31條，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由香港當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製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香港將繼續保持自由港和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繼續同各個國家和地區以及相關的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受到照顧。5月31日，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通過了相應決議，從而將中國政府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方針給予了肯定。“一國兩製”成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國策。
第二節 麥理浩的秘密試探
陽春三月，廣州街頭的杜鵑花開得爭奇鬥豔。一團團顏色嬌豔的花冠簇生枝頭，遠觀如錦緞雲霞。1979年的廣州迎來了一位神秘的客人，香港的第25任總督麥理浩爵士。他是應中華人民共和國貿易部部長李強的邀請，準備路過廣州去北京訪問的。同時，麥理浩也是第一位正式到內地訪問的香港總督。
麥理浩出生於1917年，早年就讀於牛津大學。二戰的時候，他曾是一名皇家海軍中尉，在大洋深處與德國的“海狼”英勇搏鬥。戰爭結束後，麥理浩於1948年被派往中國漢口，擔任代理總領事。60年代初，他曾擔任英國駐香港政治顧問。1971年起任香港總督。麥理浩是英國外交部任命的第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港督。
在麥理浩任職港督期間，香港在住房、交通、法律和社會治安、醫療、教育、文化等方麵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經濟發展尤為驚人。他使香港獲得了空前的繁榮，人稱“麥理浩時代”。多年來，麥理浩一直謹慎而友好地處理著與中國的關係。
當時中國正在與越南作戰。軍人出身的麥理浩從廣州的花團錦簇中嗅到了特殊的戰爭氣息。對於越南，麥理浩是熟悉的，他曾經就任過駐越南大使。在他的眼中，越南是一個極不穩定的國家，無論是國民的性格還是國家的政權。這與一向沉穩的英國人的處世態度格格不入，所以麥理浩並不喜歡那個地方。但這塊彈丸之地卻讓美國那樣一個世界第一強國折戟沉沙，至今令美國人痛心疾首。現在，越南的政權轉瞬間又背叛了昔日的盟友。擊敗美國的勝利讓這個國家有點忘乎所以，結果，卻遭到了中國的重創。
麵對越南的挑釁，鄧小平以其特有的果敢態度，當即發起對越自衛反擊。從1979年2月17日起到3月5日宣布撤軍，僅僅半個月時間就掃清了越南三分之二的主力，狠狠地教訓了這個不聽話的“小兄弟”。
作為香港總督，麥理浩想得更多。麵對號稱天下第一的數百萬中國陸軍，香港幾乎稱得上是不設防的。即使是得到英國本土的支援，戰爭的結局也不會發生什麼改變。這樣一支龐大的軍事力量就在身邊，一切主動權都掌控在中國領導人手中。
多少任香港總督都是這樣膽戰心驚地上任，慶幸不已地卸職。這種不安全感一直傳到了麥理浩。還有十幾年就是1997年了，所有居住在香港的英國人都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惶恐。他們就像是住在租賃的房子裏，馬上就要被房東收回居住權了。對於英國來說，香港仍是它殖民統治王冠上的明珠。它所創造的巨大的經濟效益和國際影響力，對於日薄西山的英國來說實在太重要了。一句話，英國政府不想舍棄它。
麥理浩不由得泛起一絲苦澀。這次的出訪並不隻是洽談貿易合作那麼簡單，他還肩負著首相賦予的秘密使命。麥理浩將代表英國政府進行一次小心翼翼地試探：中國能否再次出讓香港？
在廣州的停留是短暫的，麥理浩見到了中共廣州方麵的最高官員——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習仲勳和廣州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楊尚昆。兩天以後，麥理浩到了北京。日程安排得很緊湊，他會見了貿易部長李強，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珀西·柯利達爵士和夫人。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深入了解這個古老的國家，柯利達和他交流了很多關於北京的看法。
麥理浩和柯利達達成了默契：時代變了，像前任首相丘吉爾那樣以強勢的殖民態度處理香港問題是不明智的。麥理浩甚至認為，可惜丘吉爾沒來過中國，所以他不了解中國。柯利達陪著麥理浩遊覽了故宮，在紅牆碧瓦的宮殿裏暢遊，兩個人不免想到了另外一個港督府走出來的人，也曾在這裏生活——莊士敦。莊士敦畢業於牛津大學，畢業後任港督府秘書。1918年，莊士敦來到北京擔任溥儀的英文教師。他教了溥儀5年英語，一直到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可是，大不列顛沒有迷住溥儀，而莊士敦則被中國的博大精深迷住了。
短短幾天的遊曆，作為同樣從港督府中走出來的一員，麥理浩覺得自己理解莊士敦了。如果他能在故宮裏住上幾年的話，也會全身心地愛上這個國家。幾天的休息結束後，1979年3月27日，李強部長同麥理浩舉行了正式的會談。在座的除了駐華大使柯利達外，還有中國外交部的一些官員。
該來的總要來的，麥理浩不能忘掉自己的使命。他小心翼翼地向外交部官員宋之光提出，能否轉達他——香港第25任總督的意願，能否在《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之後，中國政府繼續將香港租讓給英國呢？會場陷入沉默。過了一會兒，外交部官員委婉地回答麥理浩：“中國不打算繼續出租香港，我們要收回主權。”麥理浩自然不會就此罷休，他不甘心。他認為這隻是一個部門發出的聲音，並不能代表國家的意誌。他必須見到中國的掌舵人。
3月29日上午，麥理浩終於如願以償。中國最有資格回答他的人出現了。鄧小平身穿中山裝，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麥理浩一行。隨同的還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誌等人。麥理浩尊敬地看著這位傳奇老人，不由得想起不久前通過衛星電視看到美國記者對鄧小平專訪的情景。
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在美國訪問時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專訪。當時美國記者隻問到了台灣的一些問題，但敏感的麥理浩知道，這些問與答同樣包含著香港。當記者問鄧小平是否質疑美國會以武力抵抗非和平的統一手段時，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諾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於將我們的雙手捆縛起來，結果隻會促使台灣當局不與我們談和平統一。這反而隻能導致最終用武力解決問題。”
現在，這位以鐵腕著稱的政治家就坐在麥理浩身邊。麥理浩很意外，此時的鄧小平和顏悅色，更像是一位慈祥的長者。他們甚至隨意地聊起了家常。麥理浩介紹了近幾年香港的基本情況，這是他的驕傲，講起來不免眉飛色舞。忽然，他停了下來，注意到身邊的老人平靜如水地聽著他的講解。麥理浩心裏一顫，猛然意識到香港這些年的成就，和大陸給予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麥理浩曾經深入地研究過內地和香港的關係。也許福禍相依這句充滿東方哲學意味的成語是最準確的形容詞。別的不說，香港的飲水問題恰恰是最好的說明。香港沒有大的河流和湖泊，飲用水和工業用水一直是曆任總督的難題。至1960年時，香港人口已達300萬，吃水成了頭號難題。
時任總督柏立基不得不向大陸求援。1960年4月，廣東政府答應由深圳水庫向香港居民提供2300萬立方米的飲用水。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出國訪問路過廣州時，專門指示廣東省政府全力以赴解決香港同胞的飲水問題。在總理的過問下，1965年，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全線竣工，當年供水6000萬立方米。回想起這些，麥理浩的心中充滿感激，他說：“聽說中國有句老話叫‘吃水不忘打井人’，我們不會忘了中國政府的幫助。”會議室裏一片笑聲，廖承誌說：“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我們從沒把香港同胞當做外人。”鄧小平微笑著點點頭。
麥理浩想起了自己的使命，不由得欲言又止，感到一陣難為情。躊躇良久，他終於開口：“我這次訪問貴國，還想知道一件事情。新界的租約1997年到期，如果我國政府提出續約的要求，中國政府能否同意？”鄧小平輕描淡寫地抬頭：“我們外交部不是已經回答你了嗎？”麥理浩愣住了。隨即他又補充說：“有學者研究提出，1997年新界土地契約的年限規定不準確，應該改成‘在英王管治此地區內一直有效’，您認為可以嗎？”鄧小平毫不猶豫地回答：“不可以。我們曆來認為，香港的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