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繼死去的消息傳出。
1912年2月12日，清廷於萬般無奈之下頒發了皇帝退位詔書。至此，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清王朝宣告結束。
然而，紛亂的政局導致人們忽略了孤懸海外的同胞，香港的恥辱就這樣延續了下來。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這一盼，就是99年……
第二節 騰飛的經濟
20世紀初以來，香港經濟高度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循環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首先，香港是世界貿易中心，20世紀80年代後期香港對外貿易在世界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中居第十五位，是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鑽石貿易中心和亞洲地區最大的貿易轉口港。其次，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是世界第三大黃金市場和第四大國際財團籌集場所，是國際外彙市場在遠東的交易站、亞洲保險業和東南亞最主要的股票市場。香港以其彈丸之地，卻能在經濟上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這就要深究其形成的原因了。
歐洲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香港貿易發展的一個契機。席卷西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工商業遭到嚴重破壞，導致這些殖民國家需要大規模從其他國家輸入大量工商業產品。這些輸出國家多數集中在遠東地區，如日本、中國以及東南亞等，貿易的進行都要在香港中轉。這樣，香港轉口貿易得到了飛速發展。
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軍閥混戰不休，繼而日本帝國主義大肆入侵，導致內地大量資金和人才流入香港。解放戰爭開始後，這種流動得到加速，內地的財閥集團和軍閥集團紛紛遷至香港。這充分填補了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和日本占領香港期間而帶來的損傷。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通過香港這個窗口大量進口戰爭中急需的戰略物資，如五金、藥品、汽油等等，這給了香港貿易又一次快速發展的可能。保護主義興起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可以說對香港影響不大，而且因為其特殊的經濟地位，西方國家反而給予其一些優惠政策。隨著20世紀70、80年代的到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逐步提升，迫使西方國家不得不改變對華政策。同時，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往來更加密切。所以這些，無疑成為了香港鞏固貿易地位的契機。
香港經濟地位的形成除了外部曆史環境變化的推動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的貿易政策。英國在占領香港不久後，便將其開辟為自由港。隨後，又實行了一係列以自由港為基礎的自由貿易政策。它一方麵積極支持國際貿易自由化，一方麵對本港外貿盡量減少幹預和限製，僅有的貿易管製隻是為了履行國際義務和對當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保障而設立。這些政策的推行，充分為世界經濟貿易提供了方便之門。
近幾十年，包括香港在內的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是整個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如與香港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這種高速的經濟增長自然會成為吸引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其中，香港所具有的優良經濟發展條件、基礎金融設施及地理位置，更使其成為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金融資本的彙聚點。
1973年起，香港取消了一切外彙管製，進而取消黃金、鑽石、外彙的進出口管製。此時，新加坡、馬尼拉、台北以及東京依然存在著外彙管製的約束，資金不能像在香港這樣完全地自由流動，因此政策上的因素使香港更有條件和實力吸引更多的國際金融資本。
外部世界比較有利的發展環境、正確的經濟政策的引導、西方價值觀的深刻影響，所有這些因素使香港擺脫了麵積小資源少的劣勢，在短時間內實現經濟騰飛，成為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火車頭之一，其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實至名歸。
第三節 殖民地政治
香港特殊的曆史發展決定其自身的特殊政治地位。
香港從受到英國殖民統治的那天起，注定要卷入領土紛爭之中。香港這樣一個小小的地區，對於中英雙方來說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籌碼。意識形態領域的紛爭是20世紀麵臨的新問題，中國是堅定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使香港成為與中國相抗衡的西方前沿陣地。
香港雖然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卻以它強大的經濟實力在西方資本主義體係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樣一來，國際上在處理各種政治糾紛時，不得不考慮對香港經濟的影響，這也決定了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政治壓力團體。但是，事實是不能忽略的。自1841年英國強勢占領香港後，這便決定了香港的政治地位，那就是依附於英國殖民者。1841年8月11日，香港第一任港督亨利·砵甸到達香港上任後，便代表英國殖民部頒布了各種殖民法律和準則。掌握香港當局最高權力的總督由英女王任命，法律製度依附於英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香港於1843年成立了香港當局最高谘詢機構行政局，同時成立了官方立法機構立法局。至此，香港基本將19世紀盛行於英國的文官製度搬遷完畢。
同為英國殖民統治，香港顯然和新加坡、印度等不同。因為英國殖民者占領香港之初，這裏僅為擁有5000人的小村落。隨著自由人口流動接納政策的實行，香港居民成分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初內地的戰亂紛繁複雜，大批華人以逃難的方式湧向香港。難民意識開始在香港本地居民心中紮根，人們逐漸產生了對政治歸屬的冷漠和厭惡。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英國在戰爭中遭受較大創傷，在國際上的強勢地位日漸衰微。這也導致其在香港推行較為輕鬆的統治政策，以便更快地獲取充足的經濟支援。由此，40年代末期，香港出台了“楊慕琦”計劃。
1945年，香港日治時期結束，香港被英國接管。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在1946年5月1日重新複任，結束了臨時軍法管治。由於在二戰結束前，倫敦當局承諾於戰後容許其殖民地擁有高度自治權以至獨立，工黨上台後，倫敦當局落實承諾。楊慕琦於同年8月28日大膽發表一份政治製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同年，楊慕琦開始對方案向市民進行谘詢，並於同年10月正式推出建議書，史稱“楊慕琦計劃”。
表麵上“楊慕琦計劃”的方案雖然容易推行，但由於各界未能就市議會職能達成一致意見，以致方案遲遲未能落實。而即使華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沒法得到全體華人社會的讚同。到1947年5月，楊慕琦任滿離職，以61歲之齡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終未能取得共識。加上由於當時香港人對政治並不熱衷，英國的香港部門內部意見分歧，故計劃並未得到廣泛支持。“楊慕琦”計劃的本質，無非是爭取香港居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支持。
70年代以來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國際新形勢。英國為打破殖民形象，首次改變由英國殖民地部委派港督的傳統，由外交官麥理浩出任港督。表麵上，英國已經不再將香港當做殖民地看待，隻是將其作為一處特殊的外交緩衝區。實質上，這種掌控卻更加直接，更為牢固。
還本溯源，香港人的政治地位完全掌控在英國殖民者手中。香港的政治製度，實質上是19世紀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方式的改頭換麵，它仍是以英國式的文官製度和谘詢式的家長專製體製為框架，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和穩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