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泛權力的社會，權力因素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時期、各個領域。民國大學也不是絕緣體，也受到了權力因素的侵蝕。富裕穩定的物質條件並沒有給大學和師生們構築起無菌室。師生們不能孤坐書桌前一心隻讀聖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也要徘徊在書本和政治之間。
徐鑄成回憶著名學府武漢大學的內鬥，向後人展示了高校內部的黨同伐異、鉤心鬥角。武漢大學校長王某和教務長周某不和，在校內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王某是安徽懷寧人，周某是湖南長沙人，兩人拉攏同鄉同學、各樹山頭，形成“湘軍”和“淮軍”的戰爭。雙方爭鬥不是以學校發展為宗旨，而是你讚成的我就反對、你執行的我就阻撓，置學校發展於不顧。
官場上的等級、特權也侵入了校園。民國大學也逐漸行政化、官僚化，產生了許多不公正、不透明的現象。還是以武漢大學為例：普通教師蝸居在簡陋棚裏，學校管理層住在小別墅裏，“好在這些小洋房花錢不多，設計不難，在校舍落成以前，早在前山建築好了，到1931年的夏天，權貴們帶著他們的妻室兒女，箱籠瓶罐，乘著學校的汽車陸續搬進”。中文係有個年輕教師不明就裏，冒失地占了一間房。生物係教授兼總務主任張某也看中了這間房。他的外甥、事務科的左科員帶著木工來了，劈裏啪啦地把全部窗子卸去，把年輕教師的鋪蓋書籍扔得個稀巴爛。年輕教師隻落得個落荒而逃，一點辦法都沒有。官僚體製的一大特點是“養閑人”，民國大學裏也有一純粹混飯吃的閑人。其中既有各方塞進來的行政人員，就連老師中也有濫竽充數的。看看《圍城》中三閭大學諸位老師的德行，讀者就能略知一二了。
因為民國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是國家撥款，各學校不得不仰仗政府的支持，自然難免政府公權力的侵入。1912年到1916年，袁世凱統治時期，教育經費有保障，師生們的待遇優厚且比較穩定；袁世凱死後，軍閥混戰，教育經費常常有上頓沒下頓，捉襟見肘了。這種情況在新直係掌權時期尤其突出。1919年的中央預算中軍費占預算支出42%，而教育經費卻不及1%，許多學校因經費短缺而出現困難。蔡元培為此在1922年發表《教育獨立議》一文，主張教育不受黨派和教會控製，“超然物外”。同時在北京成立的“全國教育獨立運動會”發表宣言，揭露近年以來“兵災頻仍，政潮迭起，神聖之教育事業，竟飄搖蕩漾於此卑汙齷齪之政治、軍事之漩渦中，風雨飄搖，幾瀕破產”，主張教育獨立。遺憾的是，文化人們義憤填膺、熱火朝天，北洋政府漠然處之，沒錢時照樣拖欠教員薪金。新直係掌權時期，連教育部公務員的工資都拖欠。1926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務員為索取拖薪，查封《四庫全書》作為抵押品和政府談判；北京中小學聯合會教員集會，決定輪流向政府索薪；夏天，北京國立八校校長因經費無著，無法開學，聯名辭職。當時魯迅是教育部的公務員，起初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時候他還無動於衷，因為他在多所學校兼職，有大筆外快收入；後來連學校都發不了薪水了，魯迅生活困難起來，不得不加入討薪的行列。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得到整頓，撥款恢複正常，大學的待遇還有了一定的提升。義務教育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普及的，政府承擔大頭費用，學生每年隻需承擔幾塊錢的學雜費。基層小學教員月薪也有30元，能保障衣食無憂。然而，國民政府的錢不是白給的，他們一手撥款，一手在學校中推行“黨化教育”，包括將三民主義作為必修課、在學校裏建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等。好在教授、學者們的熱情不高，國民政府的權威始終不牢靠，黨化教育推行的效果並不好。一些學校虛應故事，一些學校則拉不起架子來，倒是學生們的思想日漸激烈，不辭辛苦投奔延安的人越來越多。
抗日戰爭的八年，是中國社會財富重新分配時期。政局動蕩，物資緊張，通貨膨脹，物價飛漲，40年代開始中國人常常抱著整麻袋的鈔票去買生活必需品。掌握資源的群體暴富，很多群體則在動亂中被拋棄和傷害。單靠工資收入生活的教師群體就是被拋棄和受傷害的群體——因為發到手的錢不值錢了，最後幹脆形同廢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