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年華是在毛澤東時代度過的，並深深地打下了那個時代的烙印。1966年，還是12歲的我就踏上了步行“串聯”的紅色旅途，第一次走進韶山衝，感受到偉人的魅力，從此與偉人結緣。1971年我高中畢業後，在韶山毛澤東同誌紀念館當講解員。可以說，毛澤東思想在我的頭腦裏紮根很深，我對毛澤東有著很深厚的感情。近40年來，隨著時光的流逝，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感情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我們每個人，不論你做什麼工作，今後想有什麼發展，都必須像毛澤東那樣心中裝著人民，一心為著人民。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一個人的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
毛澤東是旗幟，是時代的象征。我的工作、生活，具體來說，我的研究和我的收藏愛好都與毛澤東有緣。長期的學習、思考與積累，進入21世紀後，我以《毛澤東的人民觀》這一課題作為研究對象，我認為自覺地做點這方麵的理論工作，是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我想做、願意做、喜歡做的事。
從2001年起，我連續5次參加全國毛澤東思想研討會。之後，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湖南社會科學》、《湖南黨史月刊》、《湖南電大學報》、《三湘都市報》、湖南衛視、中國毛澤東思想網站、新華網、中國收藏網、學生網、哲學網、馬克思主義網站、中國紅網等眾多媒體，相繼對我的研究課題進行了宣傳報道，並推介、刊用了我的10多篇論文。沒有想到2003年初，我的《毛澤東的人民觀》一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得到了國內社科界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
2003年度，我的《毛澤東的人民觀》獲全國毛澤東思想研討會特別獎。同年，被常德市委、市政府授予全市“優秀專業技術人員”稱號；常德市“十大新聞人物”。2004年，《毛澤東的人民觀》一書被評為常德市“五個一”工程一等獎；2005年，我被確定為常德市委、市政府重點聯係的專家學者；2008年被聘為常德市理論專家庫成員。
關心和支持，鼓勵和幫助，認同和肯定，更激發起我繼續深入學習研究毛澤東的癡情誠意。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從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慮，我決心從更高層麵上學習、研究毛澤東。
存在決定意識。近些年，我通過座談、講座、報告等不同形式與不同社會層麵的人交談、交流、交往（200多場次、聽眾2萬餘人），自然而然地要講到毛澤東，講其曆史地位、是與非、功與過。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景：有的說你講毛澤東還不全麵、不深刻，對他的功績、影響、貢獻，還沒有講透；有的說，你講毛澤東要講到他的過錯、失誤、不足，讓人民牢記教訓。其實，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已對毛澤東做出了鄭重的結論。就我個人而言，以一孔之見，對其品評，既不合時宜也自不量力。然而屢次遇到直接與人麵對麵，不能回避而需應答時，我開始覺得，怎樣看待毛澤東、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紀念毛澤東，不是我的一家之言。不同時代的人，對毛澤東有不同的評價。同一時代的人，由於個人經曆、家庭、社會背景各異，對毛澤東的評價也不一。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偉人，是一位曆史巨人。鬱達夫曾經講過：“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毛澤東成就了一番偉業，同時也犯下了常人想象不到的錯誤。然而，我們中華民族，在近代中國曆史上有幸出了一個毛澤東，我們應該珍惜，應該抱著積極、向上、朝前看的態度，站在國家民族的大局上來解讀毛澤東。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發展變革的偉大時代，所以對待毛澤東既要正視那個時代，又要跳出那個時代；既不能純客觀地反映，也不能唯意誌地去評價；既不能任意拔高，也不能任意貶低。摻有這樣或那樣（左或右）一些感情色彩，都是弊大於利的。議論、談論、討論毛澤東要有一個主導、主流、主幹的東西支撐。正如列寧所說：鷹有時候飛得比雞還低，但鷹畢竟是鷹。
總而言之，“毛澤東”這三個字，已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字，他是民族的魂魄、時代的脈搏、理想的象征、智慧的結晶，英傑中的珠穆朗瑪，夢幻中神的化身。因為他改變了中國近代曆史，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毛澤東”不僅僅屬於過去，也屬於現在，更屬於未來。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鑒此，我閱讀了有關介紹毛澤東方麵的書（見參考文獻書目）達50餘本，試圖了解各個不同的層麵包括國內外各界人士對毛澤東的看法、觀點，並將其歸集起來，形成序列表述。這本書如能與我們這個日益振興的民族、這個變革發展的時代同頻共振，產生和諧音符，將是我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