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昆明到河內，乘飛機大約需兩個半小時，下午5時，汪精衛一夥已飛抵河內，他們沒有進城，而是換車到距河內100公裏的海濱，商討今後的步驟。
汪精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快給高宗武發報，希望近衛能在12月22日之前發表談話，以配合他此次行動。應汪精衛要求，12月22日，近衛如期發表了所謂第三次聲明……
“啪”，汪精衛拍案而起，揮舞著手中的報紙，幾乎不能自持。
他翻出重光堂協定，叫來周佛海、陶希聖，連聲責問：
“這如何解釋？這如何解釋？”
根據重光堂協定，日本方麵“隨著中國國內治安的恢複，兩年以內全部撤兵完畢。”中國方麵隻“承認日本軍的防共駐兵，以內蒙地區為特殊防共地區。”可是這一切，都在第三次近衛聲明中變了樣，將日軍的駐兵地點抽象化，撤兵的時間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字裏行間還留下了極大的勒索空間。蔣介石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2月26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宣讀了長達九千字的《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的講演稿中，指明近衛聲明，雖然“表麵上空泛支離，而骨子裏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又何嚐看不清此點，他嘶啞地哀號著：
“墨跡未幹，日本人食言而肥，我如何拿這樣的條件向國人交待，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一層漢奸的胞衣。”
周佛海居然冷笑起來，他打了一個極為下流的比喻：
“我們與日本人合作，好像男女在談戀愛，我們既已上了他的圈套，就好像女人已經到了旅館的臥室，那個男人已其欲逐逐不能自持……”陳璧君知道他狗嘴裏吐不出象牙，呸了一聲走了出去。
周佛海無恥地接著說下去：
“這時是女人應該把握時機，提出愛情保證品的時候，而我們竟含羞解帶，羅襦既解，樊籬盡失，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汪精衛無力地癱倒在臥榻上，周佛海話雖然難聽，卻是事實，如今他還有什麼資本可爭。現在，他雖然沒意識到蔣介石為他設下的陷阱，但日本人的欺騙已讓他切身感受到了。
原來，近衛在22日發表聲明前，特地喚來影佐，指著這份文件：
“很難辦啊，由於是正式發表，我們需要陸軍、海軍、外務三個省的官員協商擬定，但最關鍵的是需經過參謀本部同意，那裏新來了一個富永少將，很固執的人，難講話喲。”
果然，在討論時，富永對重光黨協定進行了猛烈抨擊，他憤怒地以拳擊桌，堅決反對將撤兵寫進聲明。
“假使戰勝國讓戰敗國來決定撤兵時間，這是一種不名譽的象征，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是對不起前線辛苦作戰的官兵的。就是免我的職，也要絕對反對。”富永已完全以戰勝國自居了。從內心裏，近衛對富永也抱有同情，他幹脆抱起了一床毛毯躲進房間睡了一覺，直至聲明草案修改完畢和通過，他懶洋洋地打著嗬欠，“這就樣吧，帝國政府實在沒有更好的禮物送給汪精衛了。”他臉上毫無失信的愧色。
“咱們也得給日本人一個交待吧。”
汪精衛無可奈何地臥榻上欠起身，讓人拿來紙墨，寫了一紙賣國文告，這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豔電》。
《豔電》是汪精衛政治生涯中一篇極重要的文字，所費心思確實不少，顯示了汪精衛的寫作技巧，極盡了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之能事，集漢奸理論之大成。
如果把近衛第三次聲明與《豔電》兩相對照，就可以發現，汪精衛不僅為近衛聲明塗指抹粉，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並且把近衛聲明中並沒有的東西一廂情願地加以附和，並對中國共產黨惡意攻擊。語言之諛媚，態度之卑屈，令人發指。
《豔電》使汪精衛漢奸嘴臉大白於天下。重慶方麵隨即展開了聲討。
令人驚訝的是，蔣介石對汪精衛的行動卻表現了寬容。
近衛第三次聲明的發表，雖明顯與汪精衛逃出重慶相呼應，蔣介石立即撰文駁斥，但卻對汪精衛無一字涉及。
這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寬容。
但是，同情也遭來了誤解。
1939年國民政府舉行的元旦團拜會上，就有人當場質疑。
元旦舉行團拜，這是國民政府的慣例，戰時也是如此，隻不過形式上略有變化。以前是大家圍成了圓圈，相互一揖了事。而現在則排成兩行，彼此行禮如儀，因此有人開玩笑說，團拜變成對拜了。
參加今天團拜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濟濟一堂，儀式進行後又召開了一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討論了對汪精衛的處理問題。
蔣介石的調子繼續壓得很低，他主張對汪精衛的處分要輕，要給他留一條自新之路。很多常委都大惑不解，為何一向眥睚必報的蔣委員長今天心地如此寬廣仁厚。
吳稚暉微微冷笑，蔣介石太用心機了。汪精衛叛國叛黨，罪重若斯，勢必不能置若罔聞，固然已不必蔣介石親自火上燒油了，落得表現君子氣量也。但過猶不及，表演過火，恐遭致誤會的。
果然，對蔣介石素有不滿的人已在底下低聲罵道：
“分明是一出雙簧，卻惺惺作態。”
這決不是故作聳言，再完善的設計也有漏洞，許多人已經感覺到這一事件的蹊蹺，國民黨上層人士以及外交界都紛紛猜測事情的真相，有人就神秘兮兮地傳言：“汪精衛受了國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戰兩麵工作的一個使者。”
這聲音清晰地傳到蔣介石耳中，但他卻不為所動。
馮玉祥也大起疑心，他認為理由很明顯：
“那時重慶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管製，人民出境買飛機票都要先登記，經過審查，核準，高級官吏更要先經蔣介石親自批準，汪精衛帶著許多人乘專機飛昆明，事先既沒有政府與黨部給他甚麼任務，戴笠豈有不報告蔣的道理！說汪精衛是潛逃出重慶，斷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龍雲還有電報來報告蔣，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