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天皇帝（624～705），名武曌（音同照，武則天專為自己名字造的字），她晚年的尊號為“則天大聖皇帝”，死後諡曰“大聖則天皇後”。唐玄宗時追諡“則天皇後”，因此後人稱之曰“武則天”。武則天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也是中國古代最具爭議的女性。在她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中，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形成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革除時弊，發展生產，完善科舉，破除門閥觀念，不拘一格舉用賢才，取得了無數令人稱道的曆史功績。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正月二十三，武則天出生在都城長安。她的父親武士彠庶族出身，曾追隨唐高祖李淵起兵，是唐朝的新貴族；母親楊氏出身世族，門第顯赫，家裏世代都有達官，而且是隋皇室的親戚。
武士彠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經營林業的木材商人；不過《攀龍台碑》卻說他出生時就有帝王之像，文武兼備，人格如何高，學識如何優，才幹如何好，這麼多優點令他名震當朝，隋文帝屢加辟召，司徒楊雄、左仆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兵部尚書柳述等公卿大臣，爭相向他抗禮求教。李嶠奉旨寫《攀龍台碑》之時已經是大周王朝的時代，此碑是女皇為頌揚其父武士彠——這時已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後來唐朝史臣撰改國史之時，懷疑它和舊史有“過為褒詞”和“虛美”之嫌，不足予以深究，不免對武士彠的事跡大加刪除，以至也有過為刪削之嫌。
其實，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們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據史書的記載，南、北朝以降，高門子弟窮哈哈或無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時期的武士彠，經營木材很可能就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書說他“家富於材，頗好交結”。近世有些學者據此推論武士彠以鬻賣木材為業，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屢興巨大土木工程，所以致富，因此判斷他是投機善賈之流。經商致富之說，大抵可信。不過，投機是善賈之能事，好交結應酬也是商場的慣例，根據士彠的發跡事跡看，他的確是能觀時通變之人，這也正是他的優勢所在，使他能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
武士彠經商致富與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一事建設有關，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營建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修建東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設，遂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分別擔任營建的正、副使——楊達後來即是武曌的外祖父。大約武曌之父武士彠販賣木材進入東京，利用關係與財富，常與權貴交結，一時轟動當朝。其間，他曾招致楊素的猜忌，想構以禍端，幸虧他經商的優點適時發揮作用，因為交結廣、神通大，得到楊雄、牛宏等權貴的營護而免於禍，從此深自隱匿，以求自保。無獨有偶，後來女皇的情夫張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們的權力販賣木材及其他買賣，為時人所側目與批評，給女皇帶來了危機。
楊素向來負冒財貨，營求產業，在東、西二京和諸方都會處，置有物業以千百數，素為時議所鄙。武士彠因為經商應酬而得罪了楊素，應有可能。總之，武士彠曾經得罪楊素而逃隱，極可能是一個事實，因為女皇革命之後，曾下旨禁錮楊素及其兄弟的子孫，不準他們擔任京官和侍衛，或許與此事有關。
武士彠逃隱後開始注意局勢的變化，及至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對高麗用兵失敗後，國內亂局開始擴大，反隋起義逐漸蜂起。在這種環境氣氛之下，武士彠遂想到要出山，決定往事功方麵發展。不論他的真正動機究竟如何，這時煬帝實施廣募驍勇、掃地為兵的政策，武士彠參與隋軍，可見他是有誌從軍立功，以求仕宦的。
武士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資曆，出山後當上了鷹揚府隊正。隊正統率五十人，是府兵製的最低常製長官。《攀龍台碑》對武士彠在隋末的軍事表現著墨極重，用以表彰其父親的軍功，目的是透過頌揚先人的積德累功，作為武周早有天命的論述根據，遂使此碑所述有過為褒詞和虛美偽冒之事。碑誌在中國素來是用以諛美死人的，隻要不過分相信，也就無傷大雅。
鷹揚府隊正隻是一個小軍官，而太原留守李淵則係出隴西李氏，是今上（隋煬帝）的表弟，身份官爵均高，武士彠怎樣結交上他，以致成為唐朝開國功臣？
根據《攀龍台碑》的說法，士彠要出山時，諸兄耳聞李密——當時反隋群雄之最有實力者——之名，乃勸他前去投奔。“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士彠告訴他們。顯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頭，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圖功業”。恰逢此時（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詔往山西討捕起事人民，安撫地方。他行軍於汾、晉之間，休止於士彠之家，因蒙士彠招待，乃得以結交。至十三年（617），李淵奉詔坐鎮太原為留守，於是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成為留守府主管軍事裝備的幕僚。因此後來攻入長安，他就順理成章地官拜庫部郎，掌控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
士彠雖為留守李淵所引用，卻是副留守王威之黨，不是李淵的心膂之托。武士彠觀察李淵，認為此人“雄傑簡易，聰明神武，此可從事矣”，於是攀附不遺餘力；李淵也常往武宅“樂飲經宿，恩情逾重”。長官與部屬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有遊樂和享受，應是常有之事；隻是士彠與李淵兩人身份地位懸殊，結交也沒多少時間，關係卻如此快速的發展，應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結果，因此後來李淵對武士彠說，“嚐禮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這時的李淵，對武士彠來說可能隻是可居的奇貨，全心投資以期日後獲得巨大的報酬。反之，李淵一方麵因為得人款待，另一方麵又鑒於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經營專才以協助處理軍事裝備，所以也就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事實上，李淵在太原廣結豪傑，曆史記載當鄉長的晉陽（即太原）富人劉世龍就曾因人引見於他，李淵“雖知其細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於武士彠原非李淵的心膂之托，所以李淵沒有讓他參與起兵及進攻關中的任何重大決策。不過，武士彠對大唐的“太原起義”卻有很大的貢獻。
大業十三年，李淵鑒於群雄爭霸之局已成，隋室終不可挽救，於是也想策馬參與逐鹿。猶豫之間，一時不能遽定。武士彠某晚夜行，聽到空中“有稱唐公（李淵）為天子者”；又夢到“從高祖（李淵）乘馬登天，俱以手捫日月”，於是列狀告訴李淵。這事雖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當時，無異是勸李淵起義，能夠增強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歡，益以自負”。另外又呈獻所寫兵書給李淵，等於教李淵用兵作戰。李淵請他幸勿多言，許以將來成功之後，“當同富貴耳”。
此外，當李淵秘密進行起兵部署時，武士彠還有以下兩件功績。
第一件是當李淵以另一起事集團劉武周進據汾陽宮為借口，下旨二郎李世民和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集結之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對此懷疑，尤其因長孫順德、劉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審判。武士彠勸告兩位副留守，說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審判他們則必與唐公大起紛爭，使王威等不敢行動。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議王威等審按募兵的狀況，士彠又勸止他說：“討捕兵馬的兵權總隸於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過僅是寄主罷了，他們又能怎樣？”所以田德平也中止了行動。這兩件事的擺平，使李淵能順利進行募兵和集結，尋即舉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逮斬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將軍府，任士彠為鎧曹參軍。接著隨軍攻取關中，期間以功拜壽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從平京師，遷光祿大夫，賜宅一區於長安。同年十一月，李淵扶立隋恭帝後，又錄前後功效改封為義原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第二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煬帝死訊傳來，李淵廢恭帝自立，開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後來的唐高祖。武士彠不久之後被任為庫部郎，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銜。至武德三年更遷拜工部尚書，躋身“當世勳貴”之列。不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兌現“當同富貴”的諾言之外，為了感謝當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兩兄為郡公，聲言“欲使卿一門三公”雲雲。
唐朝史臣說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也就是說他隻是因為從龍首義，故依照慣例封為功臣而已，這評價就武士彠以上所說的表現來說，顯然甚不公平。縱使不論武士彠在李淵起兵前夕所立的功績，單從他在《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確名列於少數幕僚的名單中，一直為李淵管理和供應軍備之事來看，顯然也是極為稱職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他當時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軍備後勤的有效策劃和支持，李淵的部隊能如此順利攻進關中嗎？中國人論戰一向著重戰場表現，“戡難之勞”指的是指揮鎮定的統帥和衝鋒陷陣的將士，後勤支持常遭忽視，就如同看打球隻注視前鋒攻進一樣，不知有效的後勤支持，也常是取勝的關鍵。武士彠勝任鎧曹參軍之職，可以從李淵平定京師後，即任用他為兵部庫部郎一職看得出來，三年後升遷他為工部尚書，應當也與借重此才幹有關。就是說李淵一直借重武士彠的經營管理長才，這也是他能夠成為開國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從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擔任工部尚書，中間曾因參與令典的編修，因此晉爵為從一品的應國公。唐初常例上常用武人為都督、刺史，是則位為尚書、曾任軍將的武士彠，外放為都督而出掌方麵，應該是早晚的事。
隋末占有淮南地區的是杜伏威、輔公祏集團，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請降入朝，所部由輔公祏統率。公柘於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行軍元帥，李靖為副，率領李勣等七總管往討，至第二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為東南行台左仆射，李靖為行台兵部尚書。其年行台廢，孝恭轉為揚州大都督，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平定之，吳、楚以安。不過，尋因突厥入侵，李靖於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旨率軍北上抵抗，遺缺由武士彠接任。士彠在八月以後以權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的官銜，赴任接替李靖。所謂“權檢校”即是暫時代理的意思，《攀龍台碑》說皇帝約武士彠“期以半年”，即是如此。不料士彠此去，就再也沒有回任中央的機會了。
武士彠的留任揚州，和他在任上的成績有關，碑文說他“降北海之渠，未逾期月；盡南山之盜，詎假旬時。然後商旅安行，農桑野次，化被三吳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區日漸安定、經濟日漸恢複。因此，當武德九年半年約期屆滿之時，調返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揚州大都督則由襄邑郡王李神通接任。原因是因為有當地“父老數百人，詣闕上奏，乞更留一年”，所以璽書褒獎，讓士彠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彠協助李神通遷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陽遷於江北，使廣陵從此成為州治，得以專揚州之名，這亦武士彠的一種政績。士彠的經營長才，也應由此作觀察。
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逼其父皇交出政權。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執政期間，中樞高層換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馬擔任要職。所以此時征召武士彠入朝，對他僅是止於寵賜頻繁，事以殊禮，以安慰父皇舊部罷了；不久卻另以捍衛戰略要地的理由，將他改授為豫州都督。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變逆父，改朝換代之際，秦府班底當道，這是他不能重任中央官的原因。不過，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機或戰略之地，所以才有機會施展他的經營管理之才，大抵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恢複經濟為輔，政績不錯。依照唐朝章法法：“大慮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約定，純行不爽曰定。”可見士彠因為曆任都督，有安民之功，因此被有司建議諡為定。如果不因人廢言，武士彠不失為一個幹材。他的發跡雖然頗富傳奇性，但是絕非僅因從龍首義而例封功臣，一個庸俗的馬屁精而已。
貞觀皇帝對於武士彠並無特殊的厚待，贈官不是最高級的三公官，也不列他人“淩煙閣功臣”名單之內。武士彠後來多次被追尊，武士彠與其女武曌被貞觀皇帝之子後來的唐高宗寵愛有關，追贈並州都督是在武曌為昭儀之時，追贈司空、司徒·周國定公是在武曌為皇後之後。及至武後與高宗合稱“二聖”，更被追奉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戶，以文水縣三百戶充奉陵邑，置令、丞以下諸官，他的廟諱和祖先名諱皆嚴禁他人冒犯。武後以太後身份臨朝以後，又追崇其父為魏王，食邑一萬戶。
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為忠孝太皇。革命後，於天授元年（690）尊為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陵墓稱為昊陵，聖曆二年（699）改昊陵署為攀龍台，即是《攀龍台碑》的由來。
武曌生母應國夫人楊氏，名諱或許是“真”或“貞”，是武士彠的繼室。
武士彠的原配是相裏氏——可能是汾陽地區門第不高的胡人之後，為他生了四個兒子。武德三年以後，士彠統領井鉞軍，官拜工部尚書，躋身新貴，照顧一家從此可以同享富貴榮華；可惜天公不作美，兩兒相繼病死，士彠的心情自是悲痛。當他們病重之時，武士彠因為軍職在身，無暇照料，甚至連前往探問也沒有，仍然勉力從公，沒有聲張。
一年之後，相裏氏也因病亡故，中年喪偶，武士彠的心情更是悲慟萬分。由於武士彠這時的爵位是義原郡開國公，故相裏氏的身份即是外命婦，她的死訊不得不奏報朝廷。聽了所司啟奏，武德皇帝深受感動，下敕褒揚說：“此人忠節有餘，上年兒夭，今日婦亡，相去非遙，未嚐言及，遺身徇國，舉無與比！”
相裏氏死後，士彠帶著兩個兒子元慶、元爽鰥居。士彠在京有宅，前後有不少封賜，兄弟及宗人在京做官者也常有來往，原本也不為生活發愁。但是，中國經過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南、北的社會文化明顯出現了差異：原來從商鞅改革以來，秦漢流行小家庭製度，晉朝以降漢人避難渡江，故南方保留了此風習，仍然以小家庭居多，即使聚族而居也是各自異炊，婦女極少步出閨庭，交際往來也少，在家以管中饋為主；北方則相反，北方因為民族之間長期互相征戰，漢族是被征服者，所以他們常是聚族謀生和自衛，以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為盛，文水武氏就是其中之例。所以，北方的社會風俗專以主婦持門戶，家庭裏主婦的地位極為重要，她們爭訟曲直，造請奉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人事多由內政，社會生活相當活躍。南朝一個名人顏之推來到北方，就驚訝於這種差異，認為是受到鮮卑遺風的影響，將之寫在他的著作《顏氏家訓》裏。如今武士彠喪失主婦，對他的家庭乃至家族事務，就因失去重心而產生不便。武德皇帝對這位功臣的狀況極為關注。
武士彠這時正以工部尚書參與撰改令典。此時國家所修的令典應當是《武德律》和《武德令》，《令》的部分於武德七年（624）三月先定，至四月《律》、《令》全部完成，遂將此《武德律令》——唐朝第一部法典正式向全國頒布。所謂《律》，就是一般人所知的法律，《令》則是政府組織法。唐朝後來所訂的《律令》，皆以此為因襲的源頭。唐朝《律令》屬大陸法係，對東亞的大唐文化圈極有影響。這是唐朝首次的重大修撰工程，依例，重大修撰之後定有晉爵或物質等賞賜，故武士彠得以晉爵為應國公。士彠可能僅參修《令》的部分，所以他的晉爵最晚不致於四月。這時，武德皇帝為他物色了一個婚姻對象——高門大族宏農楊氏之女。
楊氏在革命之後被追奉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女皇之侄武三思，奉製寫有《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碑銘》，又稱為《望風台碑》。此碑說楊氏是宏農仙掌人，及是周朝唐叔虞之後。垂拱元年（685），為忌仍為太後的女皇祖（武華）諱，將當時名為華州的宏農郡改為太州，又改太州的華陰縣為仙掌縣，亦即楊氏實是華陰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