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值得強調指出的是，擴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提高農民素質，改變其舊的生產觀念、投資觀念、消費觀念和生育家庭觀念，樹立新的生產和生活觀念及行為方式，具有更重要、更深遠的意義。如果沒有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顯然是談不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而要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就必須加強教育培訓和提高醫療、社會保障水平。因此，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了全麵建設農村小康社會和實現農村現代化，進而實現我國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必須對保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有新的更高的認識，必須重視和解決好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問題。
7.1.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體製障礙
7.1.2.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我國“十一五”規劃中，已明確要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但是，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實狀況，對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的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首先必須要有一個更清醒、更充分的認識。
農村教育供給不足，已成為製約農民增收和農業、農村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實質上來講，“三農”問題也可說是教育問題。目前，我國農村的義務教育普及率仍不高，尤其是西部地區尚未達到85%。“以鄉為主”的義務教育管理體製改為“以縣為主”後，農村義務教育資金仍然缺乏穩定保障，農村教學設施簡陋，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較差，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失學、輟學情況較嚴重，城鄉教育發展差距較大。據統計，中小學生均教育總投入，城鎮是農村的1.82倍；中小學生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城鎮約為農村的1.5倍；中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城鎮約為農村的1.3倍；生均固定資產占有量，城鎮小學生和中學生分別是農村的2.43倍和2.9倍；中小學危房麵積比重，農村分別是城鎮的1.89倍和2.15倍；農村中小學專任教師的師生比都低於城鎮普通中小學（曾福生、李燕淩，2005）。此外，農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訓發展緩慢，據有關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農業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而日本同期農業人員為10.67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有文盲8699.2萬人，其中3/4分布在農村（張喻，2006）。
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據統計，我國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可比部分）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城鎮是農村的近6.89倍；財政預算內投資，城鄉差距是11.11倍（曾福生、李燕淩，2005）。農村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後，農村多數地區仍難以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有效地納入各級政府投資範圍，相當部分與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相關的中小公共基礎設施處於“三不管”（縣、鄉、鎮、村）狀態，已有的公共設施普遍缺少維修、保養、更新保障。此外，全國僅1/3的鄉鎮有供水站，83%的村還不通自來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電話；95%的村雖通電，但電價普遍是城鎮的2倍以上；93%的村電視信號相當微弱；67.9%的鄉鎮沒有文化站，207個縣無公共圖書館（於麗敏，2003）。
農業科技推廣等傳統農村公共服務不健全，製度亟待創新。傳統農村公共服務體係以鄉鎮“七站八所”為主，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有過重要作用，其功能作用應進一步加強。1988年，鄉鎮農技站等農業服務機構下放鄉鎮實行“塊塊”為主的管理體製後，由於鄉鎮財政困難，一直運轉較差，不少處於關、停、並、轉、癱狀態，稅費改革後仍然未擺脫困境。目前，一些地方通過鄉鎮綜合改革摸索出了一些鄉鎮站所振興公共服務的經驗，各級政府也加大了投入，但整體上農村公共服務體製的改革未得到解決，農技推廣等科技服務仍然經費短缺，力量薄弱，整個公共服務體係還有待大力培育和健全、完善。
農村衛生事業十分落後，城鄉差距極大。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70%，享有的衛生資源卻不到全國的20%。公共衛生支出中，城市是農村的2.22倍；城市每萬人擁有的醫院病床數是農村的6.19倍，而且城市醫院設施也比農村好得多；擁有的醫療衛生技術人員是農村的1.85倍，而且在人均醫生的數量上，城市是上升的，農村卻在下降（曾福生、李燕淩，2005）。由於缺乏醫療條件和保障，農民隻好“小病不治，大病等死”，不僅整體身體素質無法提高，而且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比較突出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