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關係我們及我們國民命運的唯一問題，是生存智慧問題。隻有搞清其主題和範圍，智慧才能稱其為智慧。其範圍隻能是，一定是，也許是活著的人的生存領域。我就想把問題這麼簡單化，絲毫不願意涉及一個讓人非常遺憾的知識分支--形而上學。活著的人的問題是一個我們了解甚少的相當廣闊的領域，其中充滿了人類情感和希冀;充滿了使我們不時地感到羞愧的動物遺產;充滿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這在基督教義上稱為附在我們身上的惡魔;充滿了我們莫名其妙的高貴感，考慮到我們的來曆的確莫名其妙，這在基督教義上稱為駐在我們心中的上帝;充滿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結晶;充滿了我們高尚的愛國情操，對國旗的熱愛，銅管樂隊帶來的激動以及國際戰事中並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息息的世界，是一個經常被人談起的話題，有時候談論得過多了。難道我們不可以不提不朽的問題嗎?這應該是死者的合適話題和領地。對我們來說，他們死了，假如他們沒有死，他們將從更好的角度討論他們知道的一切;我們隻有穿過陰陽界才能對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們處理問題比我們的運氣要好。愛默生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關於不朽的眾所周知的證據是我們對其他任何解決方案都不滿意。”--一句廣為引述的名言，它會繼續流傳下去。證據本身含有消極的成分，依賴於我們思想中的某種主觀欲望。但是，由於使用了形容詞“眾所周知”，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學創作上;否則，人們也不會引用得如此廣泛。然而，一個中國人也許會這樣說，說得同樣恰如其分:“關於死亡眾所周知的證據是我們都翹起了我們的腳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範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我們都會死去，但在這短暫的幾十年間，我們應該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價值呢?
“了解可能發生的事情是幸福的開端。”喬治·桑塔雅那(GeorgeSantayana)說。桑塔雅那隻用一句話似乎就為我總結了關於智慧的適當領域，以及美國人的所言所思之精華。我知道，從知識結構上來看，桑塔雅那是一個在歐洲大陸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親是美國人，他先後在波士頓和坎布裏奇成長和講學，從這方麵來說，他是個美國人。可實際上他是個遊曆四方的學者。我想提他，是因為，如果缺少了這位人類和自然主義智慧的巨擘，對美國智慧堪稱不可估量的損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頂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氣雖然稀薄，但依然充滿了濃厚的人情味。
但是，了解人類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情並非西方哲學的特征。悠閑地沉思，而對生活現實不聞不問，對我來說，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統哲學的全部內容--思考不朽、自由意誌、絕對真理、絕對本質、絕對物質、知識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約翰·杜威(JohnDewey)曾經一本正經地說道:“針對知識的可能性這一問題發表的言論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科學正在迅猛地發展，哲學家們卻在詢問知識是否可能。”①也許此後杜威對此給予了正確的補充--“他們認為知識是不可能的。”自由意誌問題如何提出來，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閑性。任何一個人，如果侍者問他需要茶還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熱的還是冰的，錫蘭茶還是中國茶，加檸檬還是牛奶，加一塊、兩塊還是三塊糖，那麼，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的計劃之後，都清楚最終是否實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於仇恨、妒忌或恐懼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暫的意誌麻痹也隻會證明正常意誌在起作用。然而，在討論自由意誌和決定論方麵已經浪費的筆墨足夠一頭河馬暢遊其中。
在這些西方哲學家們的眼中，知識和意識存在著完全的區分;事實上，過去三百年間，二者之間一直相互猜疑，爭執不斷。西方哲學家，從他全部思考的證據來看，被認為是對自己的意識不信任。在選用茶或咖啡時，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維過程。也許，隻有威廉·詹姆斯曾經十分直白地說道，在坎布裏奇結束一次演講之後，他會按照自己的意願漫步於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許，把西方哲學家僅僅描繪成一個懷疑自身存在的人過於簡單化了;也許，我們甚至可以斷言，這是西方哲學的愚昧。我們很快就會明白，美國人強烈的事實感是如何堅持不懈地對抗這一散漫的無用論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鑒一位最睿智的現代美國人--克萊林斯·戴伊(ClarenceDay)的看法，他的話語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說:“太多的道德衛士開始演講時都輕視事實，輕視他們也包含其中的人。輕視是他們的自由，但同時他們也失去了作為道德衛士的資格。他們的感覺使他們忽視了作為講學者應該具備的義務--‘去發掘人類行為中最閃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係列不可能擺在他的麵前並且告訴他如果他不解決這些不可能，他就應該受到詛咒。’”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