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早就料到盟軍會在諾曼底登陸
“布穀!布穀”!
1944年春天，當布穀鳥的第一聲啼叫喚醒英倫三島的時候，倫敦市民發現今年的春天比往年來的要早一些。積雪剛剛融化，人們還沒有來得及脫去棉服，陽光就已經有幾分暖意了。伴隨著融融的春意，賣麵包的商店早早地開了們，《泰晤士報》一擺出來就銷售一空。這不奇怪，讀報畢竟是人們了解戰爭的主要途徑。除去報紙，電台廣播是他們了解世界的另一個窗口。電台裏時常播出丘吉爾首相的演說，通過這些演講，倫敦市民總是覺得自己和這個國家一同呼吸，不少市民迷戀丘吉爾的演講，有的還患上了丘吉爾恐懼症。隻要一天沒有首相的聲音，他們就覺得國家處於危機之中。
丘吉爾的演講越來越少，但是國家的情況卻越來越好。這個春天，丘吉爾首相不再像以往那樣呼籲他們翻出壓在箱子底的零用錢交給政府，以購買軍需品滿足蒙哥馬利元帥源源不斷的戰場需求。相反丘吉爾開始更多地談論和平，談論英國的戰後重建。作為對和平論點的支持，丘吉爾告訴英國民眾說，盟軍最高統帥部在倫敦的辦公室整天燈火通明，忙忙碌碌的參謀軍官們可不是在加班加點地給妻子寫信，他們在忙於運籌作戰規劃，決戰的日子就要來了。
按照丘吉爾首相的說法，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就在倫敦市民的身邊和他們一起戰鬥，實際上不是這樣的。自從1943年底的德黑蘭會議決定盟軍要從法國北部登陸以開辟歐洲第二戰場以來，艾森豪威爾就很少出現在倫敦了。隻有極少的人知道，艾森豪威爾待在倫敦西南103公裏處的樸茨茅斯。
樸茨茅斯瀕臨英吉利海峽，麵積隻有40平方公裏，是一個典型的的英格蘭小鎮，居住著將近18萬英國居民，其人口密度與倫敦並無二致。圍繞在城市周圍的，是大西洋潮汐衝擊而成的砂岩土，肥沃的砂岩土加之空曠的透氣性，是榛樹生長的天然之地。在一大片榛樹林中，掩映著一個富麗堂皇的宅第，這個名叫“索斯維克公館”的小樓群，才是真正的盟軍司令部。在這個公館的二樓，有一間堆滿了地圖的辦公室，那就是艾森豪威爾的辦公室。不過艾森豪威爾本人並不經常待在那裏，他真正的辦公室在一輛老式的拖車上，拖車則被隱藏在蒼翠的榛樹林深處，離這座公館差不多有一英裏遠。在這輛其貌不揚的拖車裏，裝備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通信設備。其中包括一架紅色的電話機，是專供艾森豪威爾與華盛頓直接通話的變頻保密電話;另外一架綠色的電話，則直通唐寧街10號的丘吉爾辦公室。
根據北非登陸和西西裏島登陸的作戰經驗，結合盟軍歐洲戰略的總體部署，盟軍在歐洲本土登陸的地點應該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要在從英國機場起飛的戰鬥機作戰半徑內，二是航渡的距離要盡可能短，三是附近要有大的港口。以此條件衡量，自荷蘭符利辛根到法國瑟堡長達480公裏的海岸線上，有三處地區較為合適:康坦丁半島、加萊和諾曼底。康坦丁半島地形狹窄，不便於登陸後的大部隊展開，最先被否決。加萊和諾曼底則各有利弊。加萊的優點是距英國最近，僅33公裏，而且靠近德國本土;但是德軍在加萊防禦力量最強，守軍都是精銳部隊，而且工事完備堅固。諾曼底雖然距離英國較遠，一方麵德軍的防禦相對較弱。另一方麵，諾曼底地形開闊，可同時展開30個師，符合盟軍大規模登陸的需要。重要的是，諾曼底距離法國北部最大的港口瑟堡僅80公裏，一旦登陸成功，就可以輕易地在法國本土建立橋頭堡。於是，把登陸地點選擇在諾曼底，就成為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共識。
不過在具體戰役上，各軍兵種卻有不同的要求。陸軍要求在漲潮上陸，以減少部隊暴露在海灘上的時間;海軍要求在退潮時上陸，以便盡量減少登陸艇遭到障礙物的破壞;空軍則要求有月光，便於空降部隊識別地麵目標。這些條件完全相左，但必須同時滿足。這就要求盟軍最高統帥部殫精竭慮，在矛盾中尋求一致。最終盟軍統帥部決定，在漲潮與退潮間同時在五個灘頭登陸，由於五個灘頭的潮汐不盡相同，所以每個灘頭登陸的時刻又不盡相同，而空降的時間必須確定在淩晨1時的滿月時進行。符合上述全部條件的登陸日期，在1944年6月中隻有兩組日子，即6月5日至7日和6月18日至20日。艾森豪威爾反複掂量後，決定選擇在第一組日子的第一天，即6月5日。
盟軍選定在諾曼底登陸，德軍並非被蒙在鼓裏。說來也怪，早在盟軍還沒有確定登陸計劃時，希特勒就已經意識到，盟軍登陸的地點就在諾曼底。他三番五次在大本營會議上宣稱:“毫無疑問，英美軍隊一定會在西線登陸。在我們漫長的戰線上，除了靠近暗礁的部分地區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登陸。但有兩個地點最具可能，因此所受的威脅最大。這就是諾曼底海岸和布列塔尼半島，而戰略目標是奪取瑟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