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書萬卷。
他愛讀的書籍，有二十四史，其中有一部是《三國誌》，也有古典文學，其中有一部就是《三國演義》。
《三國誌》是史書，也是文學；《三國演義》是小說，也有史事。毛澤東一生不離“三國”。從有記載文字佐證，他至少讀了七十年的“三國”。
三國故事是中國農耕社會的大眾文化。中國人不知道三國故事的是很少的；三國故事還走紅世界華人區，成為構建、交流民族情感、語言的紐帶和橋梁。
有很多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化學術工作者熱衷於三國故事，但古今中外還沒有人能像毛澤東那樣，善於運用三國故事，作為構通與基層群眾和各項實踐的思維素材和語言陳述。他對幹部和群眾的談話經常穿插三國的故事，譬如借用劉備所說的與諸葛亮間魚水關係，形象地表示群眾的作用；1947年彭德懷在陝北殲滅劉戡軍請示毛澤東時，他又以“張飛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比喻。這些乃是《三國演義》通俗易曉的多元功能。但他從未像有些人傳說的把它視為“兵書”，教條化地指揮打仗。
對於三國，毛澤東從演義到曆史，都頗洞明通曉，從中提及篇中精華處，且常作為日常教育、開導的內容。他號召做幹部的人要讀《三國演義》，還勸導周圍的工作人員讀三國，對警衛員說，這些書“知識很豐富，裏頭反映社會情況，裏頭有曆史，有風俗習慣、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會使你聰明，對社會了解得多一些，也會對事物增強分析能力。”顯然，毛澤東充分評價《三國演義》等書，並非是對藝術形象的情感審美體驗，而是出自尋求真和善的社會價值觀，把它視為認識社會的批判武器。毛澤東對三國的人和事加以評論、敘述，蘊含有許多哲理。其中有：
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闡述弱能勝強、新生力量戰勝腐朽勢力的必然規律。於世家大族如袁紹、劉表輩蔑視，而對曹操、郭嘉，劉備、諸葛亮，孫權、周瑜、呂蒙、陸遜頗見欣賞，提出要向他們學習、看齊。
二、以唯物史觀認識論，就若幹三國學術問題，提出了別開蹊徑的獨特見解。譬如：毛澤東讀《三國誌》，對於街亭失陷時遠離前線的諸葛亮加以批評；彝陵慘敗亦在於劉備軍糧困乏；等等。毛澤東的這些新銳見解，是在精讀、通讀有關“三國”的許多古書，並將書本和實踐巧妙結合起來後，才得到的。
三、引用三國文句和內容的辯證內涵，古為今用。1936年與邵力子信：“《三國演義》雲：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1970年因不當國家主席事，以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故事為例，其比喻運用自如，可謂恰如其分。
毛澤東從民族情感和倫理規範相融合的視角加以解剖和演繹，以其獨具的政治思維特色，給予三國的故事和人物以再新的含義。
毛澤東談論三國如數家珍，本書所輯錄的，雖屬片言斷語，多不成章，但它卻是我們中華民族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它也是我們認識、研究他的文化性格的一個組成部分。
近年，因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從而采擷了圖書、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與三國有關的評述和活動內容，讀後覺得頗有閱讀和研究價值，由此將它按年月順序排列，稍作注釋，疏理成冊。此中原出處未注明日期的，如若幹行蹤、讀書批語，除能說明外，隻能是歸納於相近內容的條目了。我希望本書能幫助廣大的三國愛好者增進知識，擴大眼界，亦為研究古史特別是三國史的專業研究人員提供參考。
作者
199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