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
農民感受不到糧食危機，感受不到糧食哪裏就不安全了？在農民看來老天該雨時雨，該晴時晴，肚子就不會餓著，這是農民的境界。農民不可能象總理一樣去操心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農民沒有那麼高的覺悟。穀歉傷農時農民就拋荒打工，毀田種樹，挖塘養魚。中國的很多官員們，尤其是中下級官員可能也不會聽總理招呼，把糧食安全問題放在比財政安全更重要的位臵，沒錢是現實問題，沒糧可能是今後的問題，所以糧食安全在底層的確沒有咄咄逼人的危機。
實際上危機始終存在。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人布朗就著文《誰來養活中國人？》，指出如果中國人不能養活自己，就會使世界挨餓。近十年來，我國糧食總產好的年份過5億噸，不好的年份4億噸多一點，而糧食消耗因為人口的增加而逐年增加。權威部門預測，到2020年，中國糧食需求量可能超過6億噸。糧食安全問題已經不遠。說糧食安全最現實的有三個問題，一個是有沒有足夠的地種糧？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國人均耕地少，質量不高，耕地後備資源不足，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困難很大。“十五”期間全國共減少耕地9240萬畝，年均減幅達1848萬畝。其中生態退耕8065萬畝，是造成耕地減少的主要因素，城市及工業化建設每年也要蠶食不少耕地。第二個是這些地能不能生產出糧食？一方麵科學技術讓糧食增產，另一方麵環境惡化，水土流失導致全國平均每年有100萬畝耕地喪失利用價值，半個世紀以來，全國水土流失損毀耕地4000萬畝，水土流失對土壤條件造成極大破壞，土壤流失總量50多億噸，數以億噸的氮、磷、鉀等養分流失，環境汙染、自然災害、水源缺乏，工業與農業爭水等一些問題嚴重影響到糧食生產。此外，農業生產設施建設嚴重滯後，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麵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第三個是農民是否願意種糧？這是底層關注的焦點。縱觀曆史，決定糧食增長無外乎三個因素，一個是科技，一個是體製，另一個是糧價。雜交水稻培育成功和推廣，是糧食增產的主要手段，建國以來農村經營體製的調整給糧食生產帶來了兩次大的增長，一次是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糧價的不合理也使中國糧食生產幾度墜落穀底，並在穀底長時間徘徊。
農民種糧積極性來源於種糧給農民帶來的收益。美國、歐洲和日本對種糧農民實行高額補貼，這些國家的農民可以通過種糧獲得社會的平均收入，而中國農民從建國以來一直承擔著國民經濟基礎的重任，在計劃經濟時代付出了沉重代價，到了市場經濟時代依然在付出代價。民以食為天，國家曆來重視糧食安全問題，糧食流通體製改革以前，糧食生產和銷售一直處在管製狀態，改革之後，國家實行國家儲備糧和市場調節並存的體製，仍然關注糧食生產和銷售的整個過程，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逐步建立對種糧農民實施直補和糧食收購保護價政策，糧食收購價格仍由國家決定。從價格功能上講，所謂保護價可以理解為指導價，也可以理解為最高價，從這個意義上講，糧食生產和銷售始終還是處在一種管製狀態，而糧食一旦離開農民，進入與糧食相關的加工、流通、生產、消費就真正地市場化了。
在這種情況下，提高糧食附加值成為行業趨勢，但是糧食的中端、終端利益已經遠離農民。相關資料顯示，2008年5月以來，國際市場上大米價格超過6元/斤，而同期國內糧價普遍在1.5元/斤，相當國際市場價的1/4。中國糧食進出口基本平衡，出口1000萬噸，進口1200萬噸，但中國還是吃虧，有人說中國低價糧補貼了世界是有道理的。2007年以來，在糧食收購價格上漲不到5%的情況下，農資漲價的幅度大都超過了50%，我在前麵的文章中采用田頭算法已經作過比較準確的計算，糧食直補加上糧價微漲無法抵支農資的增幅，有直補時種糧與無直補時種糧其畝均收益不明顯，政府對種糧農民的補貼通過糧食限價又轉移到了城市市民手中，城鄉收入差距能不拉大嗎？農民用糧食贖買回來的利益永遠也支付不完因為社會零售品漲價造成的負擔。我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新的農村問題和矛盾又會尖銳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