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2月，《中國叢報》刊登《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一文，寫道：
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以往中國人由於語言上的障礙，無法直接了解到外部世界的發展變化。傳教士來到中國後，不僅帶來了西方世界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也帶來了科學文化和他們國家的曆史。
這個評價用在別的傳教士身上，也許並不過分，但是用在裨治文身上，是不夠的。因為，在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史上，裨治文所做的遠遠不止這些。
裨治文在華三十餘年，不但給中國人帶來了西方的知識，還向西方人介紹了中國文化，對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是中美之間，有著不菲的貢獻。
裨治文在華期間，創辦了影響深遠的西文月刊《中國叢報》。他長期擔任《中國叢報》主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中國叢報》頗負盛名，許多西方傳教士以及西方商人都在上麵發表文章，對當時的中外文化交流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認為是美國最早的中國學雜誌，是當時美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載體。
裨治文等早期來華傳教士為了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力圖改變中國人天朝上國的觀念，所以采用譯書辦報、創辦學校、設立醫院等世俗的方式為基督教打開大門。這些方式被稱為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在華事業的三大支柱。裨治文恰恰在這些方麵表現出非凡的才能。他對“益智會”的成立、“馬禮遜教育會”的創始、“醫務傳道會”的成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支會的籌辦成功都有極大的貢獻。另外，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美國傳教士作為少數了解中國語言、習俗的西方人中的主體，對美國政府介入中國事務，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或改變，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裨治文就曾作為西方人的代表參觀林則徐虎門銷煙，參與美國政府專使顧盛的使團，同清政府簽訂第一個中美條約——《望廈條約》，又曾隨美國駐華公使麥蓮親赴太平天國占領地區考察，可以說，裨治文在近代中美關係史上是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不過，裨治文的在華活動並非都在客觀上有利於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他也做過一些不利於中國人的事情。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裨治文希望通過武力來打敗中國，迫使中國開放，其言論起了一定的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西方國家采取了戰爭的手段迫使中國開放。二是直接參與製定中美之間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
裨治文之所以專以譯經、出版、教育、醫療等文化事業展開工作，是因為限於時勢，目的是為了改善他們作為“夷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從而“征服中國人的靈魂”。他之所以活躍於中美外交舞台上，目的同樣是為了改善新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外部環境，從而有利於基督教教義在中國的傳播。應該說，裨治文為其信仰而奮鬥的精神是可嘉的。
有學者說，評價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標準，不在於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於它為後來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礎。最重要的基礎是準備了初步的、但卻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書籍。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誌略》作為第一本中文美國史地著作，正是為中國人正確認識美國奠定了基礎，進一步打破了中美兩國之間的隔絕狀態，對中美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重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國誌略》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人認識美國的曆程是非常艱難的。
筆者在撰寫全文時，特別是在梳理《美理哥合省國誌略》的傳播過程時，在不算少的中文著述中，找到了一些資料。有人可能會感到，也許《美理哥合省國誌略》的影響非常之大。其實不然。
魏源、梁廷枏、徐繼佘等人放眼看世界，虛心學習西方，這些人非常重視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誌略》，接受了其中一些觀點。我們隻有在這些人的著作中，才可以看到裨著的影響，但是更多的中國人在那時依然閉目塞聽。例如，鴉片戰爭期間，國中權貴琦善甚至以此為榮。林則徐從政治需要出發，“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新聞紙”。琦善卻說：“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汪文泰在《紅毛番英吉利考略》（道光二十二年）中，還稱“哶裏幹國在紅毛西（今作咪唎）海中孤島也。方東樹《病榻罪言》（道光二十二年）對美國的介紹依然抄錄《廣東通誌·外蕃傳》的內容。更可悲的是，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九個月之後，1845年4月10日，道光皇帝還問兩廣總督耆英：“米利堅立國甫六十年……是否確實？”令耆英“就近查詢”。所以，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誌略》不可能、也沒有對這些人產生什麼影響。
中美之間要達成進一步的認識還要走很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