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理應得到別人的尊重，而不是用卑微的笑臉換取他國的豪奪。中國的精英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於是便在1919年5月4日下午1點30分的時候，以13所大學、3000名學生代表集結於天安門前示威抗議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不滿，“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絕不承認賣國賊將國家主權轉讓與人。”遊行過程中，學生與警察發生衝突，有32人被拘捕。
此事一經媒體登載，多米諾骨牌效應頓時爆發，先是新聞界群起相助，對學生的鬥爭予以正麵的聲援，隨後工人也參與進來，實行罷工罷市，最後以群體的力量贏得最終的勝利。與武昌起義使孫中山感到意外一樣，5月4日的學生運動也出人意料的演變為一場文化的全新洗禮。
在黃仁宇先生看來，這場文化的洗禮比學生運動要早兩年，參與者有本土知識分子也有留學歸來的新派，他們中多為大學教授，以論文抨擊當局，以小說改造民心。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示威與呐喊，使有誌的青年看清了這個國家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
新生活已經占領了它應該占據的高地。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更多的普通百姓開始意識到，國家求一幅全新的麵容並不是與他們無關的事情。就連最偏僻的鄉村，農人除了下地耕種外，在飯食之餘也會談論一下最近的新事，這些新事會使他們在跟城裏人打交道時得到一些好處，也顯出除了種地他們還有更多的價值。如果家有富裕，他們也不特別限製女孩的求學之路，新時代在無形中改變了他們的觀念。
年輕的毛澤東就是這股浪潮的受益者。黃仁宇先生指出：“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新青年》雜誌）的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21歲的毛澤東之所以能接觸到這類新鮮事物，是他走出了僻居的鄉村，來到長沙求學於湖南一師。時代給予了這個青年全新的機會，隻要他能把握，他就能創造奇跡，事實證明，他沒有錯失這一饋贈。
黃仁宇先生認為，舊體製既已拆卸，新的雖然還未完全建立，但它的種子正在發芽，正因為房子尚未建造，設計師在空曠的圖紙上才有更多創造不朽作品的可能。當然，對於民國初期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對這個國家深入地越深，內心的煩惱就會越多。黃先生指出李大釗的例子，他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在日本作家的筆下得與馬克思思想接近”，後學成歸國，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職，“在《新青年》裏，他發表了若幹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場表現出當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遇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麵前的問題。”
但這並不妨礙有誌青年去尋找國家富強的秘方，人人都將自己視為診療國家的華佗，進而擔負起社會中堅的責任，這對一向被稱為“軟骨文人”的讀書人來說，是難得一見的。這其實也透出一個信息：城市當中的新興階層正在快速成長，中國的現代化正在緩慢卻又穩健地進行當中。民國初年的景象便是在亂中取靜，靜中尋動中引領著這個年輕的國家向前攀行。
蔣介石：新勢力的成長困惑
有人批評他缺乏係統，凡事臨時湊合。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內部的貪汙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完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完全維新，又不一意保守。
——黃仁宇
蔣介石似乎是個很難定義的人，這一點如黃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樣：“有人批評他缺乏係統，凡事臨時湊合。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內部的貪汙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完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完全維新，又不一意保守。”
如果說蔣介石是個典型的中國人，深諳於複雜的生存之術，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反對，事實上，這是國人既定的生活方式——以一種麵目對家人，以另一種麵目對他人，自己則又是另一種麵目，喜怒不形於色，而為人所忌憚，親切而難以親近，嚴厲中帶出威信，既有城府又偶有天真。
很難說蔣介石從年少時期就已立下大誌，否則他不會在日本留學期間與18歲的日本藝妓津淵美智子暗結歡好，也不會暫居上海時，與青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來往，並出入風月場所覓戲歡，尤其第二任妻子陳潔如所著回憶錄裏指出蔣得過梅毒並傳給自己，更顯出生活上的不檢點。
出於善意，我們可以將這番經曆理解為蔣介石在人生道路上必然經過的岔口，畢竟那時的蔣不過27、8歲，放在今日之青年身上，也難免吊兒郎當。什麼時候開始長了記性，不在以“混世”的態度生活，而以一個“做總理忠實信徒，為國家死不足惜”的全新形象出入於政治的舞台，已無從知曉。或許在他下定決心，認真生活，慷慨救國之時，也可能有過猶豫。因為1922年6月的廣州形勢，遠要比他想象的複雜。
陳炯明兵強馬壯，實力決定位子，在陳的粵軍包圍總統府並進行炮擊之前，諸多孫中山信任的“同誌”已多數倒向陳一邊。曾經在上海和一幫狐朋狗友做過投機生意的蔣介石自然明白這裏麵的要害，一旦押錯了寶將血本無歸。此時的陳炯明雖被孫中山免去要職，卻是廣東的實際領袖，而孫博士雖然貴為大總統，卻長期受到各派軍閥壓製，最關鍵的是手頭上沒有自己實際掌握的軍隊，實力相差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