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曆史對話
2000年1月8日，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因心髒病突發病逝於紐約的一所醫院，享年82歲。就在黃先生去世前，他還跟太太格爾看了場電影，頗具某種宿命的是，在去電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談論的正是身後事。他說：“老年人身上有這麼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
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從事後的眼光來看，似乎都充滿了冥冥的注定，從黃仁宇先生一生的行跡來說，同樣如此。如果以他開創的“大曆史觀”的視角而言，從1938年7月他考入中央軍校的那刻起，他與曆史本身就結下不解之緣。按照黃仁宇先生自己的說法，隻有放長眼光，才能透徹個人在時間洪流中的翻騰的姿勢與態度。因為經曆是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黃仁宇先生本人也已指出：“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曆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
不可否認，在史學界黃仁宇先生是個“異數”。這倒並非因為《萬曆十五年》的緣故，實際上在20世紀70年代初與費正清教授的合作中，因費注重分析，黃注重綜合，前者為曆史研究的主流，後者則多少有些極端。使得黃先生所謂“不務正業”、“歪門邪道”的評語就已彌漫學界，費先生宅心仁厚，不會傳如此閑話，而是好事者多言。自1982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以後，對黃仁宇先生的各種無端指責更是甚囂塵上。
寬厚著說其為“曆史界的瓊瑤”，隻敘個人情感，而不重曆史考據；惡毒者則直接謂其“下裏巴人的精神遊戲”。毋庸諱言，在進入有係統的學院式的曆史訓練之前，黃仁宇先生是有名的曆史學家中“唯一一個進大學以前有過漫長的，非學院生涯、底層生涯的人士。”黃仁宇先生接觸曆史，無疑是半路出家。然後正是由學生、兵士、軍官、留學、打工的經曆，才使黃仁宇先生比起一般的學者，對曆史背後的事件真相有更深入的理解，正因如此，在他對曆史事件的闡述中，才能發別人所不能或無視的觀點，才能寫出《赫遜河畔談曆史》、《中國大曆史》、《放寬曆史的視野》，以致名聲遠播的《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先生所謂的“大曆史觀”，雖以“大”稱，但如《萬曆十五年》開頭所敘：“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一樣，黃仁宇先生以“私人學者”的身份鳥瞰曆史，不作通史，隻用顯微鏡式的描寫手法分析曆史的剖麵，有機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使讀者在漫漫而繁雜的曆史事件中看透一般規律。
研究者盡可以從“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曆史隨筆”、“文字清新俊朗”、“學識嚴謹史觀博通”等方麵來探討黃仁宇先生成功的原因，但是就剛才所言，實際上黃仁宇先生最大的成功，是為史學界提供了一種新的窺視曆史的方式。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應該感謝黃仁宇先生在1979年3月27日的“失業”，因為此後先生便以著述為業，有更多的精力與時間在“大曆史”觀下為他的讀者尋找出細節之下的微言大義。事實上作為一個史家，黃仁宇先生有著自己的幸運，時代與經曆讓黃先生同時擁有東方和西方的視角。一如著名學者方舟子博士在他的《悼念黃仁宇先生》一文中指出的“黃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者中，罕見的具有見微知著、融會貫通的駕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對中國的曆史進程所做的獨到思考，已經影響了並將繼續影響許多中國學人。”
“大曆史’”的本質是以小見大，這也與黃仁宇先生追求的身份有密切關聯。在黃先生看來，作一個像錢穆那樣的平民學者遠要比高高在上的所謂權威更值得去努力。因此，黃先生的作品是否通俗還是學術其實沒有多大意義，他的出現，實際上讓更多的人願意去接受看似枯燥的曆史。這樣的意義或許黃先生不曾感受，但借用先生的觀點，如同他所說的“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曆史上獲得，而曆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時值黃仁宇先生逝世10周年，以拙文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