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8日，《新京報》A04時事評論版有一則這樣的文字：@任誌強（著名的房地產“大嘴開發商”，以一貫的直言不諱口無遮攔以及一貫的唱多房價著稱）：一個朋友發來1989年關於房地產的人民日報新聞評論——北京最近提供2萬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1900元。若買兩居室，少說也要6萬多元。一名大學生從參加工作起就日日節衣縮食，每月存儲50元，已是極限，100年才能買上兩居室。（人民日報1989年2月20日第2版）
彈指一揮間啊，21年過去，房價依舊在人們的驚呼聲中節節攀升。所不同的是，21年前，大學畢業生的父輩們基本上都還沒有財富積累。而今天，90後的大學畢業生父輩們相當一部分已經開始享受財富的果實，21年前的窮盡兩個人之力買房變成了今天一家6人合力買房（小夫妻加上雙方父母）；21年前，中國的城市化剛剛起步，北京東三環還是一片田園牧歌加上幾個工廠煙囪……今天，高密度城市化的車輪已經在以不為任何人意誌為轉移的加速度高速運轉，北京的東三環已經崛起為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效率最高的城市新中心；今天的北京房價已經全麵超越2萬元大關，一個月薪3000元的大學畢業生，差不多也要上百年才能買上一套兩居室……
世界好像在變，好像也沒有變；我們的觀念和心態似乎在變，似乎也都沒有變。
為什麼20年前的老問題一直未變？是政府不作為嗎？可是你分明看見政府一次又一次進行著或鬆或緊的宏觀調控。但宏觀調控拉出了一個個上下起伏的波浪形曲線，卻終究改變不了房價在時間長河裏整體上揚的事實。21年都解決不了的問題，三年五載甚至一時半會就能解決嗎？難以解決的原因又在哪裏？
高密度大城市化、人口和收入增長所引發的住房需求和房價上漲是自然的和健康的曆史規律，不必調控，調控也沒有用。政策需要做的是調控非正常上漲。那麼平抑房價，或者嚴格說讓房價保持平穩增長態勢的辦法，無非是抑製投資需求和增加供給。而投資需求主要緣於通脹預期和投資渠道狹窄，治理的重點是超發貨幣。
但是超發貨幣如果被抑製，那麼GDP的上升可能就受到影響，那時候不僅是很多人買不起房的問題，甚至有很多人因此失業。孰輕孰重？
而增加供地方麵，表麵上是因為土地財政導致地方政府缺乏供地積極性，或者是故意擠牙膏似地供地以維持高地價、增加土地收入，更為公開的理由則是守住耕地紅線，確保中國糧食安全。但在30多年前的計劃體製下，耕地比今天多（因城鎮和工業占地少），人口比今天少，我們還不能保證糧食的供應，靠各種票證限製居民的食品消費。改革開放之後的1991—2008年，我國小麥畝產增加了30%，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50%。耕地減少，人口增加，我們的物質卻更豐富了，生活也更好了。
因此以保護耕地為由限製城市房地產土地供應並不是理由。而且加速城市化進程事實上可以大幅度節約農村用地，騰退出大量的偏遠地區農村宅基地和農村建設用地。
但即使土地都私有化了，土地敞開供應，大城市房價該漲還得漲，因為隻要有人口聚集的地方，土地、房屋等資源的稀缺性就會凸顯出來。有人建議改革土地招拍掛製度。但是隻要這種因人口聚集和交通便利帶來的土地、房屋稀缺性存在，就是免費出讓土地也可能賣出天價房。
如果我們理解了現代經濟的本質，今天和今後我們事實上麵臨的問題是重新規劃中國的人居環境問題，中國的城市版圖正在被中外曆史上都史無前例的人口大流動重新改寫。在今天乃至在未來15～20年之內，將有數億以上的人因城市化而改變生活方式。房價，隻不過是這個曆史大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