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很久，上坡之後是下坡，緊接著的是另一段上坡路，沒有盡頭，不僅疲乏，而且無趣。我終於忍不住，大聲問:“要休息一下嗎?”四麵八方的所有人都看向我:“為什麼要停，是我們陪你去掃墓。”
我摸索了一會兒，確定疼痛感來自胃下方三個手指寬度的區域。這樣的疼痛讓我想起了多年前的痛經，越是按壓，疼痛感越是像鑽頭一樣鑽進身體深處。我的手夠不到手機，於是翻了個身，不知什麼時候它已被踢到了腳邊。暗夜裏微弱的手機背景光一樣刺得我睜不開眼:淩晨三點。
我把身體蜷縮起來，慢慢完整地回憶了剛才的夢。不知道走了多久，來到一個灰蒙蒙的墳塚前，我發現墓碑上我的名字被刻錯了，我急著向周圍人證實:“看啊，我不叫這個名字。”所有人都跳出來糾正我:“不，你就叫這個名字，除非死者和你沒有關係，不然你幹嗎還要我們陪你來掃墓?你到底是誰?到底有什麼居心?”他們都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陌生人，他們的神情都認真而冰冷。他們繼續衝我喊:“你到底是誰?”
被疼痛糾纏著的我，坐在馬桶上回憶著剛才的夢境。在我疼醒後的幾分鍾內，明明走路時腿腳的酸痛、麵對錯誤名字的不解，這些感覺真實得就不像是夢。怎麼從臥室走到衛生間的幾步裏，就如潮水一樣退去了呢?潮水去了又來，隻是一次比一次衝刷到的麵積減少了，直到最後和疼痛感同時消失。我不記得剛才做的夢了，或者根本就是我疼醒後產生的幻覺?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一定夢到了一個墳塚，這可不是什麼好事。
剛才下床時，我忘記合上棉被，被窩裏原有的熱度這會兒幾乎沒有了。我把腳伸進被窩，被子裏冰涼的，我又披上衣服，盤腿坐在床上，反芻剛才的夢。蘇浩然的祭日還早，不久之前剛剛上過墳，我想不出死去的親人會有什麼理由來想我。看看手機裏的日曆，我發現蘇岩的生日快到了。
作為一名資深語文老師，一名退休的小學校長，七十歲的我，對孩子們的名字從來就沒有滿意過--這些名字，都沒有體現文字的美，孩子們頂著這樣的名字，說他們的媽媽是個工人或者是個郵電管理員，都沒有人會懷疑。我的遺憾是:自己身為語文老師，卻不能讓他們從名字裏愛上語文。而且他們的職業也很少依賴語文，基本上沒有人繼承我的衣缽。
四個孩子:老大蘇可，蘇浩然去世後，先是在動物園當清潔工，然後因見義勇為被調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記處，管離婚登記;老二蘇嵐，雖然看起來是個身體有些單薄的女孩子，卻是個利落的女刑警;老三蘇岩，幹的工作總算跟文化有些關係:在電視台當主持人，可是節目裏講的話非常口語化，有時候聽著比胡同串子還胡同串子，她說這是為了觀眾聽著親切，也對吧;老四蘇康，這個年齡跟哥哥姐姐們拉開了一大截的小尾巴，在悉尼留學，學電腦都七年了，他讀的書比哥哥姐姐多，我盼著親眼看到他燙金的碩士證書。
嫁給蘇浩然以後，我好像就變了個人。他輪廓分明的麵孔和寬平的肩膀是我的驕傲，同時我也小心地維護著他的驕傲。不管是孩子們的名字，還是家裏的其他事，隻要是他決定的，我都同意。這種同意不是唯唯諾諾，而是心滿意足。對於孩子們的文字美的感知，在那一刻都遲鈍下來，更多感受到的是被這個體校畢業的高大丈夫籠罩和嗬護的嬌嗔。我連他隨機翻孩子們名字的方式都覺得可愛不已。直到他忽然去世，我的另一部分蘇醒了。大概是忽然從一個暖房到了雪地裏，人的神經一下子都敏感起來，我這才看到他也有缺點，我們也有不合適，還有我在婚後丟失的情調和個性。我一麵為自己養大四個孩子的獨立和理智而自豪，可一麵也懷念蘇浩然給我的那種溫暖的迷糊。
唉，已經七十歲了，我為什麼要反思這些?難道是因為這個夢?為什麼我的夢裏會出現那麼多的陌生人?這是因為蘇浩然或者上天要我從旁觀者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一生嗎?為什麼要審視?難道我的健康出現了什麼嚴重問題?
我再也不願意想下去，或許，平凡而瑣碎的日常生活，一粥一飯才能讓人放棄那些形而上的、費神的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