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理念創新與媒體科學發展——見證中國電視改革30年理論構建的輝煌曆程。
30年前，有人說電視沒有文化，電視更沒有理論。可今天，麵對這些質疑你還會怎樣說？我的回答是：電視不但有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而且還具有個性極強的多姿多彩的豐富理論，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電視理論的構建，更加豐富了中國特色的新聞理論寶庫。
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是1978年12月22日在北京閉幕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農村由南向北悄然興起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改革形式，得到了中央高層的肯定。不久，改革開放的春風席卷中華大地，就連意識形態領域最為敏感的新聞戰線，也開始了改革的嚐試。我正好於1978年12月10日畢業，22日報到上班。伴隨著剛剛興起的電視，在艱難的改革實踐中，在曲折的理論研究中，見證了30年中國電視改革的輝煌曆程。而今天正值黨的十七大三中全會閉幕，激動之餘，感慨很多。
本文按照電視改革經曆的三次大的起伏，分三個方麵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回顧電視理論構建和媒體發展的輝煌曆程。
從封閉走向開放，電視新聞初步有了自己的理論。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新聞界一直都是比較封閉和神秘的，特別是廣播電視。就連我1975年上中國傳媒大學（原北京廣播學院）時的入學通知書都是保密的。通知書上沒有××專業這一欄，而隻有大紅印章蓋上去的四個字“機密專業”。另外，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了裏氏7.8級大地震這樣的突發災難性事件，我們在校學生和駐京部隊一起，立即投入到抗震救災的行列。可有關大地震的第一篇新聞報道，卻在7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一角刊發了一條很簡短的消息：《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而作為新聞媒體中反應最快的廣播，卻在當天晚上沒有任何報道（當時的電視手段還很落後，我們無法挑剔），人們關心的具體傷亡人數還是在三年後的“中國地震學會成立大會”時才被公布。所以，這個時期的新聞內容生產的評價標準是黨和政府滿意，準確體現意識形態價值、宣傳價值。很顯然，這種犧牲公民知情權的做法是很不利於地震的救援和災後重建的，這種以犧牲受眾知情權為代價的災難報道思想，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並形成當時災難性新聞報道以保密為原則的一大特點。從這兩個小小的事例中，我們對當時新聞媒體的神秘感可窺見一斑。
這個時期的電視，在中國新聞媒體的體係中，比不上廣播“老大哥”，更比不過報紙“老前輩”，當然不如通訊社和紀錄電影“老資格”。所以，電視就是紀錄電影的縮小版，人民日報的影像版，人民廣播的圖像版，新華通訊社的精簡版，基本上是人家的附庸。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電視開始嚐試改革。像1983年“四級辦電視”的提出，搭建了中國電視的縱向結構；1988年大辦經濟台，廣播電視進入產業的萌芽期；1993年大辦有線台到1998年全國省級電視台節目全部上星，橫向鋪展了中國電視的發展格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電視台紛紛嚐試打破神秘，使電視節目更加豐富多彩。這個階段的探索有兩個標誌性成果：一是創造出了一些有中國特色的電視節目品種樣式；二是形成了電視自己的標誌性符號，主要是主持人的出現。
對電視的改革我是非常關注的，而且還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1981年我寫的《電視新聞的個性特點》，第一次提出了電視要根據自身的特點來製作新聞。對於新聞的五個“W”，電視應該改為“形象、聲音、文字、色彩和動感”，這才是電視新聞的核心要素。新聞理論界一些權威驚呼這樣“會搞亂”。1986年我寫的《試談雜誌式電視專欄節目》和為剛剛列為副省級的深圳台寫的一篇《演播室是電視專欄節目的歸宿》的文章，引發了一場大討論（這兩篇論文獲得中國廣播電視優秀論文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王武錄教授（他是中國新聞界第一批新聞碩士研究生），認為這是電視人自己顛覆自己的文章。中國電視可能會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子來。江西一位陶姓的業內人士認為，這是中國電視節目發展的必然。央視第一位傳播學博士王甫，認為電視專欄節目越來越多，說明中國電視節目豐富多彩了。但也有人提出“商榷”和“質疑”。一位姓楊的業內人士，在“新聞理論年會”上，曾以《電視欄目要規範——與於聚義同誌商榷》，引發了一次正反方的激烈論爭，使理論年會開得非常活躍。
廣東率先提出的“開門”理論，使電視媒體掀起了一陣改革的旋風。特別是提出對電視頻道整建製地進行改革，震撼了全國的電視界。珠江電視台的開播，使節目設置改變了過去的單一模式，實現了電視媒體第一次與社會、與百姓、與生活的真正對接。作為考察南方經驗的代表團成員之一，我參觀了珠江電視台的采、編、播等方方麵麵。通過學習，我認為南方經驗的最大特點是：轉變了“新聞觀念”，實現了“新聞立台”。
值得一提的是，央視在媒體改革中雖然滯後於廣東，但其新聞欄目的改革力度，卻超過了各省、市電視台。《現在播報》、《焦點訪談》、《經濟半小時》、《東方時空》、《夕陽紅》、《國際時訊》等欄目的相繼開辦，進一步體現了電視媒體創新形式的“新聞立台”觀念、紀實觀念、欄目化觀念、娛樂觀念、製片人觀念、直播觀念等等。這個時期的電視內容，以生產作品為主導過渡到以生產產品為主導的道路上來，中國電視媒體開始了全方位的改革。
電視實踐催生了電視理論的提出和創新，電視傳媒的功能凸顯，迫使新聞理論研究者對電視的認識逐步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來，再加上電視傳播技術的日趨發達和“地球村”由預言變成現實，電視新聞的重要性日益彰顯。電視新聞事業蓬勃發展，電視新聞實踐生生不息，電視新聞理論研究也不斷獲得了許多現實內容，為我國當代新聞理論研究增添了許多新鮮課題。可以說，電視理論研究與新聞實踐發展同步，電視理論研究也與我國改革開放的偉業同步。
從多元走向豐富，電視理論探討與研究風起雲湧。
電視改革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有線電視的出現，即電視專業頻道品牌的定位。電視節目的不斷創新，使電視市場化競爭越來越激烈。電視的競爭不再單純是節目的競爭，而是經營媒體的競爭。電視的快速崛起是和全麵經營媒體分不開的。特別是1992年，電視媒體的廣告經營和其他產業的經營第一次超過了作為中國新聞媒體老大的報紙。
1997年我寫的《專業化品牌化是電視發展的必然》，比較詳細地分析了節目對象化、欄目品牌化、頻道專業化的優勢和劣勢，指出了電視頻道既滿足了不同層麵觀眾的需求，又使政府部門發布信息通道有了更多的選擇。電視節目品牌也從籠統的觀眾市場，走向細分的受眾市場方向。節目品牌、欄目品牌、頻道品牌，使電視台有了更加明顯的標誌，品牌影響力同時也使電視台的名氣大增，從而大大刺激了電視產業化市場，電視品牌也從多元走向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