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本還施展調虎離山計，策動閻錫山與漢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對張學良的戰爭，將介入1930年中原大戰的東北軍主力繼續吸引在關內，致使東北兵力空虛。至此，日軍在東北的準備基本就緒，隻等待著合適的時機，尋找借口發動侵略戰爭了。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26日，日本間諜中村震太郎大尉率領的間諜組一行四人被東北軍屯墾三團捕獲，隨即於次日由屯墾三團團長關玉衡下令處決。間諜組攜帶物品，除留重要文件資料上報外，一律焚燒滅跡，投入洮兒河內。但是，一個不易被察覺的細小失誤，卻成為了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借口。
在審訊中村震太郎過程中，他的態度十分蠻橫。眼見罪行暴露，中村欲奪取衛兵武器逃生，旋即被在場軍人七手八腳將他打翻在地。格鬥中，中村佩帶的日軍軍官專用“三道梁”手表被打飛，落在門後。適巧，屯墾三團團部司務長李德保進門送夜宵，瞥見後不聲不響地拾去。後來，李德保去洮南府嫖妓時，將其押於大興當鋪內，消息隨之走露。
當以上消息傳到時任日本駐滿洲間諜總頭目土肥原賢二耳中時，土肥原當即大喜過望。年前，日本軍部正在策劃軍事占領滿洲，苦於無借口，責成他“便宜行事”，而他正在發愁無從下手。這突如其來的所謂“中村事件”正好給了他一個天賜良機。於是，土肥原密令當時在天津的日本間諜川島芳子連夜趕到沈陽，命令她不惜一切代價找到中村大尉的那塊手表，以作為東北軍“圖財害命”的確鑿“證據”。川島芳子得令後立即星夜趕往齊齊哈爾，設計誘捕李德保，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手表。
“證據”到手，日本陸軍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發表了所謂的《關於中村大尉一行遇難的聲明》，歪曲事實說：“帝國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滿洲被張學良部隊割鼻挖耳，切斷四肢，悲慘遇害”，宣稱：“中村事件”“是帝國陸軍和全體日本人的奇恥大辱”。他們以此為契機，煽動複仇，叫嚷發動侵華戰爭。日本朝野和民眾團體也一窩蜂地總出動，要求陸軍“武力征服滿蒙”。建川美次還親自出馬，到處作題為《帝國國防與滿蒙》的報告。軍務局長、間諜頭目小磯國昭也四處活動，爭取天皇和政府各部門批準和支持這次侵華戰爭。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以日本軍官河本末守中尉為首的7名日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湖一段。以爆炸聲為信號，早已磨刀霍霍的日軍迅速向東北軍精銳第七旅駐地北大營發起了進攻。而此時，北大營中駐守的中國部隊正在酣睡。當時，東北軍的總人數有30萬左右。除參加中原大戰隨張學良進關的11萬餘人外，留守東北的尚有20餘萬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隊若幹。而日本關東軍此時在東北的兵力隻有1萬餘人。由於執行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導致在兵力上占優勢的東北軍將士對突如其來的進攻毫無戒備，致使日軍偷襲得逞。
19日零時20分，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向所屬部隊下令，向東北各地實施進攻。同時，又令駐東北的關東軍第二師主力迅速集中，攻擊沈陽城；獨立守備隊各部隊進攻南滿鐵路沿線的安東（今丹東）、營口、鳳凰城和長春等地。關東軍還電請駐朝鮮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盡速增援。淩晨3時，日軍攻入沈陽。留守的沈陽公安總隊在警務處長黃顯聲的帶領下同日軍展開了巷戰。晨4時，駐紮長春、寬城子等地的日本軍隊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
當時，在沈陽的東北地方軍政大員僅有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兩人。與關東軍的蓄謀已久相比，榮、臧二人對日軍的突然行動毫無準備。當得知日軍開始進攻時，臧式毅通過電話向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進行了交涉。日本領事的回答卻是：“軍人行動，領事無權處理。”當北大營第七旅值班軍官向榮臻電話請示處置措施時，由於當時身在北平的張學良事發時正在同英國大使一起看京劇，聯係不上，不敢擅自改變既定對日政策的榮臻含淚下達了這樣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領營房，均可聽其自便。”
9月19日晨6時30分，經過5個多小時的戰鬥，日軍占領了沈陽城。
日軍在占領沈陽後，一路沿南滿鐵路、安奉路疾進，一舉占領了安東、營口、鳳凰城等地。19日下午5時30分，駐長春日軍占領全城；22日，吉林淪陷。在此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東北大部國土相繼淪陷敵手。幾千萬東北同胞由此開始了14年亡國奴生活。
（樊繁）來源：《環球時報》2001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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