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解放後，黑龍江省珠河縣第一屆工農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把珠河縣改為尚誌縣。
張自忠
1908年，入臨清中學堂讀書。1911年就讀於天津法政學校，第二年轉入濟南法政專科學校。目睹列強欺淩中國，軍閥混戰，痛感國家不幸，民族多難，立誌報國，於是棄學從戎。1914年秋，到奉天（今沈陽）新民屯陸軍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團車震部下當兵。不久，被提升為司務長。1917年，到十六軍混成旅馮玉祥軍中。起初被派為差遣，不久升任排長。1919年被選送到軍官教導團學習。結業後即升任模範二連連長。以後繼任學兵團營長。1924年，升任兵團團長。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長。1927年4月，被委任為第二十八師師長兼潼關警備司令。1928年，兼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和開封戒嚴司令。1929年，調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同年冬，原二十五師改編為第六師，任師長，後參加中原大戰。“九一八”事變後，西北軍餘部改編為國民政府陸軍第二十九軍，任該軍三十八師師長兼張家口警備司令。
1933年初，二十九軍奉命參加長城抗戰，率所部與三十七師在喜峰口與日軍血戰，名聲大震。同年夏，參加察北抗戰。1935年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1937年“七七”事變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和天津市市長，除掌管軍務外並負責對日交涉。當二十九軍撤離平津時，他受命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日軍占領北平後出走。12月，在河南任第五十九軍（由原三十八師擴編）軍長。後該軍調赴徐州，編入第五戰區序列。
1938年2月，奉命支援淮北於學忠部。在固鎮指揮五十九軍與日軍血戰七天，奪回曹老集、小蚌埠，穩定了淮可防線。3月，又奉命支援臨沂龐炳勳部，指揮五十九軍在臨沂城郊與日軍精銳阪垣師團進行拉據戰。他抱定拚死的決心，曾致電鹿鍾麟：“戰而死，雖死猶生；不戰而生，雖生亦死。”經七晝夜鏖戰，取得臨沂戰鬥的勝利因功升任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兼五十九軍軍長。同年5月中旬，在徐州突圍時，奉命掩護友軍撤退。在戰鬥人員不足的情況下，五十九軍在蕭縣南部地區頑強阻敵。完成任務後，到河南信陽稍事整補之後，又投入武漢會戰，在潢川、大別山一帶阻擊敵人。10月率部安全撤回鄂西，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後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
1939年5月，敵酋岡村寧次調集10餘萬日軍進犯隨縣、棗陽。他率三十三集團軍從外線夾擊敵人，並率領騎兵第九師及總部手槍營出敵不意，冒險東渡襄河（漢水的一段），攔腰截擊敵軍主力，在田家集大敗日軍，取得了襄東戰役的勝利。1940年5月，日軍集結重兵向宜昌發動進攻。他率部從右翼打擊向棗陽地區進犯的日軍主力。出擊前，召集軍事會議，鼓舞士氣，全軍士氣高昂，與敵激戰，連連告捷。5月7日，率總部手槍營和七十四師的兩個團，從宜城東渡襄河，給敵人以極大威脅。日軍調集主力，折回反撲。經過七、八天的苦戰，部隊減員甚重，糧彈兩缺。5月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兒山，缸子口。從早晨到中午，他奮勇督戰，不肯退避。在戰鬥中，肩部中彈，仍指揮若定。18日，日軍衝上杏兒山，他身中七彈，仍呼喊“殺敵報仇”，為國為民流盡最後一滴血。
1940年5月28日，國民政府為他舉行國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在祭文中給以高度評價。1956年以來，人民政府幾次撥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張公祠、衣冠塚、殉國處紀念碑。在重慶北碚梅花山，還建立了張自忠將軍陵園和張自忠將軍生平事跡陳列館。
左權
乳名自林，學名紀權，號叔仁。出生於一個佃農家庭。半歲喪父，6歲開始參加勞動，7歲入塾啟蒙。因家庭貧困，讀書時續時斷，17歲時才在叔父等人的資助下，入醴陵縣立中學繼續讀書。次年與同學蔡申熙、宋時輪等組織“社會問題研究社”，並積極從事反帝、反軍閥的愛國學生運動。1924年初，決定投筆從戎，考入廣州孫中山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軍政部陸軍講武學堂。同年11月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六大隊。1925年2月，由陳賡、周逸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被分配到黃埔軍校教導團，曾任排長、連長等職，並先後參加過討伐陳炯明和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鬥。11月，被選派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8月，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1930年6月，與劉伯承等一道奉調回國。隨即被中共中央派往閩西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閩西分校）教育長，幾個月時間，即為紅軍培訓200餘名基層幹部。同年底，先後出任閩西工農革命委員會常委和新合編的紅新十二軍軍長。1931年初第一次反“圍剿”戰爭結束後，調任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6月，第二次反“圍剿”結束時，升任參謀處長，並以總司令部特派員身份，赴後方從事處置傷員、俘虜、槍械及籌建後方醫院，指導組織和訓練地方武裝等工作。12月，奉命和王稼祥、劉伯堅作為中央軍委代表，赴寧都聯絡和指揮寧都起義部隊。起義成功後，擔任新組編的紅五軍團第十五軍政委。立即在起義部隊中貫徹黨的建軍思想，提出“軍閥主義是頭號敵人，必須首先打倒它”的口號，迅速肅清了部隊中的舊軍人作風。
1932年初，率紅十五軍先後參加攻打贛州和漳州的戰鬥，配合紅一軍團，分別在龍岩縣消滅敵一個補充營和一個整團，在南靖圍殲敵十九師兩個旅的大部，並於4月20日攻占贛州。隨即兼任紅十五軍軍長。同年6月，回師贛南後，被執行王明“左傾”錯誤的領導誣為有“參加托派組織的嫌疑者”而撤銷軍長兼政委的職務，並調瑞金紅軍學校任教官。在蒙冤受屈的日子裏，先後翻譯了《蘇聯紅軍中黨的工作數則》、《蘇聯國內戰爭中之紅軍》、《蘇聯國內戰爭教訓》等文，撰寫了《軍語解釋》等讀物，供紅軍學員學習，為提高中央蘇區紅軍的政治、軍事素質起了很大作用。
1933年1月，調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委總部作戰局任作戰參謀。曾在第四次反“圍剿”戰中製定出在黃陂設伏全殲進犯之敵的成功作戰方案。同年12月被任命為紅一軍團參謀長，並投入五次反“圍剿”戰，參與指揮乾昌橋、鳳翔峰等戰役。長征前夕，率部在閩北、長汀、清流一帶運動作戰，相機殲敵4000餘人，為中央紅軍突圍轉移贏得了時間。同年10月，與聶榮臻等率紅一軍團作為前鋒部隊，開始長征。遵義會議後，率部參與四渡赤水，搶占婁山關，兩攻遵義城和強渡大渡河的戰鬥。在懋功縣兩河口，堅決擁護中央抵製張國燾錯誤主張，堅持北上的正確方針，並率部首先越過草地，於1935年10月進占陝西吳起鎮與徐海東等率領的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
1936年5月，被任命為紅一軍團代理軍長，為策應紅二、四方麵軍與紅一方麵軍大會師，曾率部在甘肅東部的曲子鎮、馬嶺殲敵2000餘人，並一舉攻克會寧縣城、實現了三軍大會師。接著，又指揮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各一部，在環縣山城堡采用攔頭、截尾、衝腰戰術，殲滅前來進犯的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師15000餘人。此役被劉伯承稱之為“部署、作戰、細致周密”的“一個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