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公元1612—1678年），錦州（今屬遼寧）人，祖籍南直高郵（今江蘇高郵）。出身於遼東世將家門。他的父親吳襄，善於養馬，積官至總兵。母親出身於寧遠衛世將祖家，舅父祖大壽、大弼等都原是明朝的遼東名將。
吳三桂在三兄弟中最為出類拔萃，而且其才幹遠遠勝過其父，故而吳襄把平生的榮辱、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厚望於此子。
吳三桂的幼年，正是遼東邊事頻仍的時期，滿洲後金政權已突破了它稱雄一隅的界限，迅速地向遼西拓展。明朝先失遼沈，接著又丟廣寧，遼東大片領土盡歸滿人，而使遼西不保。在關外危聲四起的情況下，明廷於天啟二年（1622年）任命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孫承宗為遼東經略。孫承宗采用“以守為戰的方針”，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練軍得精兵五萬，所謂“凡經營四年，辟地四百裏”，並采納了參政道袁崇煥的建議，以寧遠居廣寧之西“當要衝之地”，命人修建了寧遠城及錦州、大小淩河、鬆山、杏山及右屯衛諸要塞，築起一道以堅城重炮為防禦體係的寧錦防線，使努爾哈赤無機可乘，阻止了後金的進軍步伐。當時，奉命擔任守衛的明軍主力正是吳三桂的母舅祖大壽率領的祖家軍。
祖氏為遼東望族，起家軍功，幾代人皆為明朝宿將，至祖大壽尤為顯赫。祖大壽，字複宇。明泰昌元年（1620年）官靖東營遊擊，因任事“忠勤”，為當時的遼東經略熊廷弼所賞識。明天啟二年（1622年）改隸廣寧巡撫王化貞部下，為中軍遊擊。孫承宗督師薊遼後，祖大壽又奉命與袁崇煥等一同駐守寧遠，旋即以“寧錦大捷”立下殊功。至崇禎元年（1628年），明廷以袁崇煥督師薊遼，擢祖大壽為前鋒總兵，掛征遼前鋒將軍印駐守錦州，由此奠定了他為遼東重鎮名將的地位。而隨著祖大壽在遼東地位的日趨上升，祖氏一門接踵拜將於戎伍，祖大壽的兄弟祖大樂、祖大名、祖大弼、祖大成，子侄祖澤潤、祖澤溥、祖澤洪、祖澤清、祖澤遠、祖澤沛、祖澤法、祖可法等十餘人分別以副將、參將、遊擊的頭銜駐守於錦州、寧遠、大淩河諸城。由於他們率領明軍多次重創後金，把住了東北邊關的通道，故而聞名於關內外，號稱“關寧鐵騎”，作為遼東精銳為明廷倚重。也正因如此，即或他們犯有重罪，明廷也取寬宥的態度。
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第一次率軍入關，以淩厲攻勢進逼北京，祖大壽隨薊遼督師袁崇煥入援勤王，以功被崇禎帝召見於平台，示以慰勞。然崇禎帝卻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信被後金俘獲放還的太監之言，以袁崇煥與後金私有成約，即“通敵”罪，將其收捕入獄。時“大壽在旁，股慄懼，及既出，又聞滿桂總統關寧將卒，不肯受節製，即引所部兵掠山海而東”，遠近大震，而滿桂與總兵孫祖壽在永定門外因孤軍奮戰，為清軍所敗，皆戰死。故祖大壽之舉已成叛逆，必置重典。然而，崇禎帝不但沒有治罪，反而下詔安撫，並“取崇煥獄中書招之”。二次赴任薊遼督師的大學士“孫承宗亦使撫慰，密令上章自列，請立功贖崇煥罪，大壽如其言，莊烈帝優旨答之”。
崇禎四年（1631年）七月，祖大壽奉命督兵大淩河城，皇太極以其城工修築未竟發兵圍之。在後金軍擊敗明朝先後派來的諸路援軍，困城兩月餘，城內人相食的情況下，祖大壽被迫投降，隨後又以錦州相許，請求回城搬取家屬。但脫身後，祖大壽雖未如約向後金獻出錦州城，卻仍與皇太極秘密往來書信。“遼東巡撫丘禾嘉知其納款狀，密聞於朝。莊烈帝欲羈縻之，因為用，置勿問”。將他投降甚至可能通敵的事情也擱置不問。
從明廷對祖大壽的處置，足見祖氏集團在遼東已形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勢力，這種勢力可以使朝廷對其忌憚，更可以左右遼東局勢，正如時人所言：“第明國京都，倚祖大壽為保障”。這使祖氏在遼東的地位更為顯赫。
作為祖家女婿的吳襄，自然深得這棵大樹的庇蔭。清人筆記記載：吳三桂，“父襄，母祖氏，祖大壽之同懷也”。吳襄本是文人出身，關於投筆從戎的原因，他是這樣解釋的，“臣遼人也，與奴有不共之仇，投筆從戎，矢心惟知忠義，奮誌惟有殺賊”。根據現有的資料，尚無法說明吳家與努爾哈赤的滿族後金集團有著不共戴天的個人恩怨，但後金軍對遼東地區的瘋狂掠奪，無疑打破了吳襄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危及到作為遼人的吳氏一家，因而遼東的特殊社會環境與形勢是吳襄投身軍營的重要原因，而他與祖氏的姻戚關係也是其中一個要因。吳襄娶了祖氏，成為祖大壽的妹夫，同時又是祖大壽所統轄的關寧鐵騎中的一員將領，隸其部下，這使他與祖氏集團結成不可分割的一體。靠著這種特殊的裙帶關係，吳襄步入仕途不到十年的時間，即崇禎四年（1631年）便官至總兵，成為擁兵萬餘、鎮守一方的高級軍事將領。而吳氏家族也因此而紛紛躋入仕官行列，發展成不可小視的軍事集團。
同祖氏一樣，吳家也可稱得了軍人世家。吳襄共有三子，長子吳三鳳，次子即吳三桂，三子吳三輔，兄弟三人隨吳襄先後投戎，任職於祖大壽軍中，擔任大淩河、寧遠等城守將。此外吳襄還有三千名敢戰的驍勇家叮崇禎十七年（1644年），據吳襄自陳，這三千敢戰兵丁，係由其子弟、子弟的諸兄弟及親屬組成，他自己粗茶淡飯，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卻是細酒肥羊、紈羅紵綺，並皆有數百畝莊田。吳襄正是以此厚待，得其效以死力。
吳襄雖得依附祖家躋身顯赫之中，但他的官運卻幾起幾落。先是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後金以數萬軍隊包圍了正在搶築中的大淩河城，祖大壽率一萬四千餘人駐守此城，所部皆為精銳，且擁有大炮火器。皇太極鑒於以往強攻堅城屢屢失利的教訓，決定長圍大淩河。他令後金軍環城四麵掘壕，八旗兵按方位分守要地，斷絕糧道，又命漢軍總兵佟養性於城西當錦州大道而營，專為阻截錦州方麵的援軍，以圍死大淩河。九月，明廷征調援兵，剛剛就任總兵的吳襄也奉命發兵寧遠，與總兵鍾偉在明太仆寺卿監軍張春的統一指揮下，合兵四萬直趨大淩河。可是明軍援兵在接近大淩河、距城十五裏處，後金軍以二萬精銳突襲援軍，右翼衝擊張春營，“營固攻不能入”，移攻吳襄營，“襄師潰南奔”，八旗兵趁勢追擊，以長於野戰的優勢，徹底擊潰援軍。是役，吳襄先自逃奔，保全了自身，但張春以下三十餘將領被俘，大淩河也在援絕糧盡的情況下被後金奪得，祖大壽投降。因而，明軍之敗吳襄有無可推卸之責，他被降秩削職，令戴罪立功自贖。這年，吳三桂已二十歲，按照吳襄所說：“臣每奉征調，父子俱入行間”的慣例，吳三桂亦當作為吳襄的部將隨軍參加此次入援之役，其父率先逃路，力求自保的作戰原則，必然對吳三桂產生影響。
這次，吳襄被奪官的時間不長，登州參將孔有德的兵變給他提供了官複原職的機遇。
孔有德以追隨遼東東江總兵毛文龍起家，毛文龍被殺後，孔有德任山東登州參將，鬱鬱不得誌。後金圍困大淩河時，孔有德奉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命，率八百騎出師應援，行至河北吳橋，士兵因乏食嘩變，孔有德趁勢率眾起兵反明，回師山東，一路大掠，諸城邑俱為所破，至翌年正月攻下登州。他自稱“都元帥”，以千總李九成為副元帥，耿仲明等人俱為總兵官，整軍設署，攻城略地，“為東省大患”。明廷十分震驚，急調保定、天津、昌平諸鎮兵會剿，卻也連連失敗。崇禎五年（1632年）六月，在舉朝一片不知所措之下聲中，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禦史王萬象並疏請用遼人平叛。於是崇禎帝下詔命遼東總監高起潛督率副將祖大弼、總兵金國奇等帶領數萬兵馬馳赴山東平叛，“令吳襄從征立功”。
是役，遼兵不愧為勁旅，而吳襄更是一員驍將。祟禎五年（1632年）八月，他與祖大弼、金國奇協力，先敗孔有德軍於沙河，再敗於白馬，將孔有德軍逐回登州，進而成圍。孔有德接連兩次突圍，均被打退，副元帥李九成亦中彈而死。十二月初，遼東兵圍登州已達三月有餘，孔有德又組織了最後一次突圍，卻因計劃泄露使明軍有備，雙方剛剛交戰，便遭到金國奇、吳襄與祖大弼的協力攻擊和堵截，迫使孔有德再度退回城中，於當夜從海上逃遁，隨後投奔後金。
收複登州，遼東兵援山東之役宣告結束，吳襄由於作戰奮勇，由遼東總監太監高起潛題請，官複原職，並奉命帶領所屬部伍並總兵金國奇之部伍。敘功時，又得授都督同知，允蔭一子錦衣百戶，並準世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