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製內外
作為一段不可複製的曆史，計劃經濟已經從中國人的生活裏消失了。
今天，我們雖然還能偶爾看到“計劃經濟”這個詞，但和許多存在過而又消失了的事物一樣，它隻存在於記載與記憶當中。但人們必須承認的是，強大的計劃經濟體製，曾經如同一台結構嚴密、全麵封閉的機器，主導著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
就在本書一係列故事即將發生的1984年，計劃經濟這台機器還在隆隆作響，繼續著它的運轉。不過，在過去的幾年裏，巨變卻已經發生。這個變化，並沒有發生在城市裏，而是在一個偏僻的廣東小鄉村。
1979年，在鄧小平的直接幹預下，在政治高層中討論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特區”悄然走向現實。這一年的1月，在臨近香港的寶安蛇口公社，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工業開發區。半年之後，深圳特區開始建立，1980年，珠海與汕頭也被辟為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改革之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當。
特區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內地的工廠都是國家投資建立；而在特區，卻允許外來資本投資建廠。起初政府隻允許“三來一補”，也就是讓外資利用國內勞動力，對進口原料進行加工再返銷國際市場，後來政策逐步放開，也允許這些產品進入內地銷售。
這個政策帶來了很好的贏利機會，所以極大地吸引了國外資本的進入，成為南方工業興起的主要模式。當時港台商人一時之間幾乎把幾個特區都擠滿了。有資料記載，當時港商在深圳辦廠，因為要與香港那邊聯係，所以深圳隻要有公用電話的地方，都會排起幾百米的長隊。為這件事，深圳特區政府的官員們每次開會都朝郵電局局長發火——因為通信跟不上，很多外商投資的機會都丟掉了。
在此後四五年的時間裏，幾個沿海特區表現出空前的發展速度，到1983年，深圳特區的工農業總產值，比特區成立前的1979年增長了10倍。1984年的早春，鄧小平來到廣東，隨後馬不停蹄地走遍特區，並留下了“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樣的題詞，這在民間和媒體上，被稱為“鄧小平南行”。很明顯，這位政治家是在用行動，表明自己對特區與改革的支持。
鄧小平南行所帶來的改革熱情，出乎人們預料。在他離開廣東後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因為擁有寬鬆的商業氛圍和對外開放的窗口效應，特區吸引了大量的資本，一下子帶動了基建，使當時的廣東全境都成了一個大工地。外資在特區內投資建廠，政府則在城市裏建寫字樓，出租給外資企業當總部；甚至很多村鎮都忙著蓋廠房——有大資本的外資企業當然可以自己蓋樓，但那些資本不大的小企業來了，就隻能租本地人蓋的廠房了。在當時，沿著廣東境內的西江、北江和東江逆流而上，就可以看見沿江農村成片建設中的標準廠房。
密集的工程建設，帶來了對各類原材料的廣泛需求。這個突然出現的需求，是國家高層始料不及的，在過去5年裏，改革的設計者們一直把重點放在製度變革和資本引入上，卻忽視了商品流通環節上已經出現的困局。
在當時，中國仍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成長模型，民營資本還非常弱小，無力大規模製造商品；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則保持觀望；所以絕大多數的社會商品，仍然是由國營或集體所有製工廠生產和製造出來的。但在計劃體製下，所有的物資生產和分配，都由國家來調控。各生產企業在采購、定價和銷售上，並沒有自主權力。它們就像是一個個大車間，共同構成了一個高度集中、全麵封閉的運行體係。
我們隨後就會看到，隨著改革的進行，剛性的計劃經濟體製在日益市場化的環境下，開始一點點暴露出它的不合理性，一些已經沿襲多年的規則，不得不發生變化，乃至於最後土崩瓦解。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企業和個人的命運，由此發生了變化。
也正是因為這樣，在1984年的廣東汕頭，一個名叫吳開賢的采購員在汕頭電氣控製設備廠工作了十多年後，走到了必須做出選擇的關鍵點上。
特區帶來的機會
吳開賢與電氣行業發生聯係，既是70年代那段特殊曆史時期的安排，也是他個人選擇的結果。
1969年的中國，還處於“文革”的高潮階段。各地政府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都很重視，紛紛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於是，剛剛高中畢業的吳開賢，因為有演奏樂器的特長，馬上被吸收進了汕頭市紅衛區的宣傳隊，不必像潮汕地區的同齡人一樣到海南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