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道光三年（1823），天下大致乂安，雖然有一些民變騷亂在邊遠的省份此起彼伏，但都是疥癩之疾，不足為患。過去的一年，除了南方鴉片走私不斷增長的趨勢令朝廷略感擔憂外，尚屬風調雨順的年份。
正月初五，幹支為癸未年甲寅月乙亥日。淮河兩岸的鄉村，沉浸在濃鬱的過年喜慶氣氛中。雖然民間習俗中初四是“送年日”，表示年已經過完了，但初五是五路財神的生辰，家家戶戶都在迎財神，並忙著為第二天的“菩薩踩水”活動準備祭神用的香紙、供品、鞭炮，所以十分熱鬧。
這天清晨，合肥東鄉大興集一戶李姓人家誕下了一個男嬰。事先既沒有夢熊之兆，降生時也沒有異香滿室，伴隨他而來的隻有漫天呼嘯的北風，新年添丁，為這個家庭帶來了新的歡樂與憧憬。
第二天，人們還沒來得及用金銀花給這個新生嬰兒洗身，四鄉八鎮一年一度的“菩薩踩水”已開始了，鞭炮聲、歡呼聲、鑼鈸聲，由遠而近，像洪水突然暴發一樣，在鄉間四下蔓延、奔騰高漲。老的們（合肥方言中對成年男子的稱呼）把平日供奉在廟裏的龍王、菩薩抬出來，沿著河坡堤岸奔走，一邊走一邊大聲吆喝；村民扶老攜幼，簇擁而行；人們最後根據菩薩停下來的地方，判斷這年是旱是澇，水位高就澇，水位低就旱。這天風很大，合肥人把這種天氣叫作“六風子”，正月初六刮風，預示一年四季都有風。
嬰兒仿佛受到驚嚇，放聲大哭。也許，這風是上天的暗示——這孩子的一生，注定要在大風大浪中度過。
這個孩子的名字叫李鴻章。
中國人習慣以長江劃分南北，江北是北方，江南是南方。近代中國曆史，是一部南北對抗的曆史。海洋文化進入中國，最早從南方登陸，沿海岸線向東部輸送，再漸次向北、向西壓迫，與西北的黃土文化相頡頏。回顧兩百餘年社會的嬗變，幾乎所有涉及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事件，都有一股南方的力量在背後推波助瀾。安徽橫跨南北，是南北文化的一個交彙點。安徽人究竟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這個疑問，當後人探討李鴻章的思想性格時，亦難免會纏繞腦際。
清軍入關之初設江南省，範圍包括了安徽、江蘇、上海一帶。順治十八年（1661），江南省一分為二，設江蘇與安徽兩省。但在當時人的印象中，安徽依然是江南的一部分。清光緒年間安徽的《廬江縣誌》即有此提問：“而廬邑地介江淮，當南北之孔道，其間郡縣分合之故，山川城郭昔是今非之跡，與夫人民謠俗何以近乎南而殊乎北？政教期會何以酌乎古而宜乎今？”
如果把安徽省分為淮北、江北、江南三部分，那麼可以看出，江南與淮北的民風，涇渭分明。淮北十年九荒，生存環境惡劣，以致每歲無論豐歉，均有大量流民輸出；鳳陽花鼓天下聞名，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地方文化。民國年間一本地方史誌，即以淮北地區的蒙城為例，說這裏“民氣強悍，重武輕文，在前清時代百年間無得科第者”。①
合肥處於淮河以南、長江以北，人稱“淮右襟喉，江南唇齒”，“西望蜀岫，東近鮑台，北臨淮浦，南俯巢湖”。民風淳樸，人們勤於稼穡，不喜商旅，廬州青陽山房餘忠宣公評價合肥人：“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俗勤生而無外慕之好，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故而“盜不能欺，利不能誘，兵不能怵”。②這樣的評價，與實際大致相符。
①《民國蒙城縣誌書》。
②嘉慶《合肥縣誌》。
合肥以南，則為江南地區，民風“近乎南而殊乎北”的特征更為明顯。距離合肥兩三百公裏以外、長江以南的徽州地區與淮北迥然不同。徽州商人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以賈代耕，求食四方，恒為數百年的傳統。文化教育亦呈現南盛北衰的狀態，清代安徽共誕生了一千一百八十九名進士，大部分都在江南地區；以書院的數目而論，江南最多，江北次之，淮北又次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