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2年從延安下到綏德、米脂一帶工作,那時還沒有下放兩個字。當時年輕,就老老實實地下去工作。最初我從白區跑延安,有一種追求革命的理想,但是還不知道怎麼革命,怎麼工作。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深入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就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應該從參加革命開始,一直到老,不忘這十個字。現在好多人忘記了,不到群眾中去。離開這十個字,是要變成孤家寡人的。我們搞文藝工作的,也有一個怎麼對待生活的問題。你要不脫離生活,就不能不幹預生活,不能不接觸生活中出現的問題,不能不對生活中的問題進行分析、判斷。搞文藝工作的,既要學會一般的對待生活的問題,又要學會從生活裏邊吸取營養,反映到作品中去,並教育群眾,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但前一陣子,怎樣認識和評價生活,怎麼對待生活,有的人是有不同意見的。現在是不是應該開始考慮深入生活夠不夠?因為生活是藝術的源泉。我們搞文藝工作的人,沒有生活隻有技巧,恐怕不行。當你設想一個主題,看起來很好、很高,但是沒有表現這個主題的生活,沒有表現這個主題的情節,人物沒有,細節沒有,那怎麼能表現主題?所以一方麵提高寫作技巧;另一方麵還要想到生活如何。不是像現在有的人說的,深入生活是騙人,我隨便弄點就可以寫一輩子。這話對不對?也可能對,對他來說,是對的。也許他的生活真是多得很。他可能比高爾基的生活基礎還厚。高爾基跑遍了整個俄羅斯,流浪漢、女乞丐、小偷他都接觸過。我們能和高爾基比嗎?我就比不了,因此對我來說,深入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沒有脫離生活,從1942年到綏德、米脂,回到東北以後馬上跑到工廠,不下去不行。我到過前方,積累了一些素材,很快就寫得差不多了。在陝北農村待了四五年,我也寫了幾篇,叫我再寫就困難了。當然馬馬虎虎寫還可以,但是要寫文藝作品,就那麼一點生活是不夠的。我到工廠一幹五年,那時候年輕力壯,無所謂,一天工作十二個鍾頭以上。生活不騙人,它總會給人一點東西的,隻要努力,有點文學修養,就會寫出作品來的。因此,我就寫了《潛力》三部曲。其實我那幾本書成就不大,隻有那麼一點生活氣息,這一點我就滿意了,因為至少裏邊有生活。後來我就一步一步往前走,沿著生活的道路往前走。現在的時代和舊社會不同。舊社會沉積了多少年,它的各方麵、各種矛盾,暴露無遺,何況,又有那麼多好的古典作品可以借鑒。我們今天,又有個“迎頭趕上”的問題。因為現在生活變化快、進度快,這一段還沒有捉摸透,噢,一個新的東西又來了,就得跟著向前衝,能跟上去就不容易。這就是說沒有生活,沒有生活體驗,能寫嗎?現在有些人在那兒編故事,沒有生活還要寫,隻能編,全不是生活中的東西。假如你寫的東西,情節、人物是從生活中來的,就會有分量,也才會飽滿。如果沒有生活底子,寫出來的東西就蒼白無力。一個畫家,畫人物,畫山水,他也要經常深入到工廠、農村,還要常常戴上草帽到深山大川中去,搞速寫,搞素描。作家也一樣應該下去生活,然後進行創作。藝術創造,必須源於生活,才能高於生活。這也就是藝術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總而言之,藝術創作從生活中來。如果不從生活中來,也就沒有藝術的真實。沒有藝術的真實,也就不能感動人。

生活的美和藝術的美是一致的。我們生活中有許許多多美好的事物,我們的藝術為什麼不追求美?美要單純!最基本的條件是要單純。世界不少著名作家就談到生活和美。

屠格涅夫說:“生活就是一切藝術的永恒的源泉。”這和毛主席所講的生活是一切藝術的源泉是一樣的。他們的話是符合文學的規律的。

藝術是什麼?美又是什麼?

法國的雨果說得很明確:“文學的目的是人民。”“藝術是為了進步。”有些東西你看了以後,能使你向上,不是使你消沉,這就是好作品。他還有一句話:“多一種藝術,就多一種美。”

18世紀的法國女作家喬治·桑說過:“這並不改變我的看法,藝術應當尋求真理。藝術並不是描寫罪惡……因為社會一直存在於某種秩序之中,罪行不受懲罰的也不太多。”簡單講,藝術不是描寫罪惡。就是描寫罪惡,也是為了怎麼改善這種東西。單純去描寫一種罪惡,又有什麼必要呢?現在我們一些小說裏頭,有許多就是單純描寫罪惡的,這樣的作品可以不可以發表?也可以。但是有些人是不願意看的。這裏我們應該闡明一種思想:真正的藝術不是為了描寫罪惡的。

俄國的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有句話:“任何東西,凡是顯示生活和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包括文藝作品,凡是顯示生活的,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都是美的。這思想很明確:要美,追求美。我們搞文學創作的,應該創造美,必須創造美,要給社會增加美,否則,文學作品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雨果說:“飛鳥和船相反,隻有逆風才飛得好。”我們知道魚是遊逆水的,越逆水遊得越好。“詩歌就像飛鳥,正像古人所說,詩歌是有翅的神。”雨果又說:“當我們以某種方式來感受詩歌的時候,我們情願它居於山頂或廢墟之上,屹立於雪崩之中,築巢於風暴裏,而不願它向永恒的春天逃避。”“我們情願它是雄鷹而不是燕子。”岡察洛夫說:“我心中經常有一個形象,同時還有一個基本的主題,就是它在引導我前進。”作家沒有形象,沒有主題,就不能進行創作。作家不隻是精神高尚,有偉大的胸懷,還要為了一種神聖使命,為了群眾,至少要使群眾得到某種道德上的教益。一個作家不僅有生活,而且要有創造美的願望。我們要有充實的生活,要逆風而飛,不然他就不是“有翅的神”;不能逆風而飛,他就不是雄鷹,隻能向“永恒的春天逃避”,完不成詩人的使命。一個作家要想有成就,要想在這條道路上摸索前進,那是很艱苦的。要想達到一定的水平,要想突破,有點像跳高運動員,他一個階梯又一個階梯,高度和難度相連,哪怕再增高一分,那也要費很大的勁。我們出國的運動員,要奪回金牌是不容易的,我們搞創作的同誌要寫出一篇好文章也並不簡單,都需要努力,需要基本功的。

文學創作要不要基本功?就是說當一個作家,怎麼才有當一個作家的條件?條件是什麼?有許多人寫第一篇文章的時候,寫得不錯,甚至寫得很好。他寫第一篇時,他是把所有的感受都化進這一篇裏邊,但是第二篇就不怎麼好了,這就看出基本功的重要。基本功差,一個思想表達得不生動,甚至表達得不完全,就像我們說話一樣,有的人善於表達,有的人滿肚子的話說不出來。生活本身就存在著認識能力和表達能力的差別。認識生活,然後再把它表達出來。我說的是用經過加工的文學語言,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語。比如表現春天,春天是怎麼個樣子,用嘴講和寫成文字是不一樣的。因為要進行修飾,有一個加工過程。否則,用錄音機就行了。在文學語言中,怎樣概括得更好、更生動、更形象,這又是一個提高的過程。這些就是基本功。

深入生活也是基本功。同樣的生活,可以提煉出不同的主題,每個人可以找到不同的角度。這麼強調,也許喜劇的成分多些;那麼強調,也許成了悲劇。這就是觀察生活的基本功。文學修養不隻是技巧,也包括生活和思想。文學修養是無止境的,不僅新作家有這個問題,就是老作家也存在這個問題。不然,為什麼老作家後期作品要比前期的作品好呢?年輕人喜歡華麗的辭藻,年紀大了追求的不一樣了,丟掉華麗,要求單純。讀書也是這樣。我年輕的時候喜歡屠格涅夫的華麗、明朗,文字很美,到中年就不大喜歡了,到老年又喜歡了,但這時不是喜歡他的華麗文字,而是喜歡他的創作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