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中華帝國大概是僅有的一種軸心文明，其中的知識分子(盡管他們確實屬於高級團體)是這些文明基本框架的中心和半壟斷團體，使中華帝國體係成為葛蘭西式專一製的最好例證。但是，這種專一製同時又具有一些明顯的、自相矛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精英的活動與政治精英的活動之間的區別不那麼明顯，並缺乏自治的組織基礎。他們的結構與那個任用了10%-20%文人總數的國家官僚製度的結構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學派或書院以外，他們沒有自己的廣泛組織，也沒有自治組織與權力資源。僅在一個領域內，即教育領域，他們確實發展了一些自治組織與結構。然而，即使在這一領域，這些活動具體的特定作用也常常與政治——行政背景密切結合，並以之為導向，而與次級精英及處於權力範疇邊緣的領袖人物們的活動相應地存在隔閡。
魏斐德的分析清楚表明，中國社會控製機製最為重要的因素，是各個中心城市之間、各派別、秘密社會以及各領導層之間，在思想上和結構上的薄弱關聯，這種薄弱關聯也體現在各精英團體之間。
——艾森斯塔德(ShmuelN.Eisenstadt)
《三十年間有與無》是應北京曹保印先生之邀為《新京報》寫的一個專欄，原來說好每周一期，每期兩千來字；由於今年事多，從今年3月開始，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登完，而文章是8月初就寫好了的，想在奧運會這一最大的事開始前以“說小事”的形式結束有關這三十年間個人經曆的敘述。
這三十年不僅是我個人生命發生轉折的三十年，我們國家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相信在這三十年間，每個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都已變得麵目全非，我也相信“吃飽飯”不再是一句天方夜譚式的笑話，因為它已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我住在上海，抬頭向浦東望去，那裏高樓林立，其密集程度與形狀之各異，隻是過去想象中的西方社會最發達地區才會有的景象，但是去了西方一看，才知高樓遠非我們這樣密集。
但我並沒有多少想歌頌、想讚美的衝動。
在地鐵裏，年輕人覺得這一切都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好奇怪的；隻有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才小心翼翼地東張西望，知道這個國家正發生著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除了能看見的，還包括看不見的，除了自己能想通的，也包括完全想不通的。生活中的一切離夢想越來越近(上初中時讀《科學家談二十一世紀》都沒有想到生活會變成這個樣子)，但又似乎離清醒時的目標、目的越來越遠。
前麵所引用的艾森斯塔德的兩段話，是他為美國研究中國曆史的專家魏斐德(SredericE.Wakeman)的《講述中國曆史》(TellingChinese History)所寫的一篇“序言”。在魏斐德的書中，曾這樣描述過“康乾盛世”：
到乾隆皇帝(1763-1796)統治後期，中華帝國的邊界遠較之前更為廣闊：西部到達伊犁地區和俄國統治下的土耳其邊界；西南到達喜馬拉雅山脈以及印度邊界。西藏亦在清朝的控製之下，朝鮮也一度成為中國影響範圍內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繁榮富裕的社會。這片土地上的農夫和老者們都心滿意足，享受著田園般的生活。首都的宮殿裏堆滿了金銀財寶和珍品，……景泰藍、漆器、玉雕都是為皇帝而特製的，皇宮已被重新粉刷一新，整個大地呈現一片和平之態。……在中國曆史上，有多少王朝能夠宣稱具有如此的影響力，且四處彌漫著一種心滿意足與充足富有之勢呢？其中最輝煌、最真切的表征非頤和園莫屬。這一皇家園林就建在北京西麵，靠近大明的墓塚。蜿蜒數十平方公裏的建築群令彼時之人炫目：假山以金色的樹葉作為裝飾，園林裏滿是搖曳多姿的樹木，彩色岩石又以驚人的價格從世界各地運來，這種莊嚴宏偉的皇家園林為盛清之態作了最為適當的注釋。
正因為18世紀的政治潮流乃皇權專製統治，因此文化上的造詣就要與皇帝自身的形象相匹配。通常我們認為清代是一個善於總結而非冒險探究的時代。它在文化上呈現的特點就是編撰大型類書和詞典，而不是創作具有開創性的散文或者文風嚴謹的哲學著作。在康熙皇帝領導下，1711年，編成《佩文韻府》，……1716年具有權威性的《康熙字典》成書。……1782年第一套共三萬六千卷的《四庫全書》抄完並呈進乾隆帝，此乃一座適宜的文化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