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與胡適、姚從吾、蕭孟能及《文星》的關係與上述胡適的際遇十分相似，是《文星》及一係列識才、惜才的人把李敖推向了社會大潮的風口浪尖。
當然，胡適的走紅並非全屬偶然，在文言已死、白話當立的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中，除了個人的因素外，還有順乎天、應乎人的時勢。而60年代的台灣，雷震案後文化思想界的低迷和沉悶，如同一座欲噴又止的火山，李敖能以一篇文章掀起長達四年的中西文化論戰實在也有其重要的時代因素。
在李敖進文獻會時，已開始投稿《文星》了。離開文獻會後，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星》。跟《文星》合作，首先解決了李敖的經濟問題。李敖曾說：“錢就是青春與自由，有錢才不會折腰。”當文星老板蕭孟能把第一批稿費一萬元交到他手裏時，李敖無比感歎，他說：“我有生以來，從來手中沒有握過這麼大的數目，當然我看過一萬塊錢是什麼模樣，但那是在銀行，錢是別人的，這回可是自己的，感覺完全不同。”
從此，李敖正式開始了他的波瀾壯闊的文星時代。
在輿論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馬斜刺衝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文星》雜誌聲譽鵲起，訂數大增。加上它對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為繼《自由中國》之後最激進的一麵旗幟，“文星”書店也顏色改觀，成了台灣最有名的書店之一。
顯然，思想文化界的日漸西化，“反對傳統文化，走向西方”的思潮，是對國民黨文化專製的反抗，也是思想文化界在苦悶和壓抑之中尋求新出路的一種嚐試。
而對這股“反對傳統，走向西方”的潮流，李敖起初並未介入。他認為應該透過眼下這場潮流，尋求台灣思想文化發展的新趨向，並尋找一個突破口，掀起風浪，造成時勢，使現代主義的潮流超出學院的範圍，對社會產生真正的、直接的影響。
於是，他找到了胡適。他要以胡適為典型，從胡適思想中找答案。
此時的胡適，雖然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統治，但是崇尚歐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場，這使他本能地要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和國民黨一黨專製提出批評。他在50年代發起並積極參與《自由中國》雜誌的事務並撰寫文章，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出於多方麵的考慮，蔣介石和國民黨對胡適不得不有所顧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1960年的《自由中國》事件對胡適打擊很大。在當時的國民黨內和軍隊裏，充滿了濃厚的反胡氣氛。對此，胡適內心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11月6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舉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在台北開幕，胡適應邀赴會。他在會上發表了30分鍾的英文演講，題目是“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在演講中，他重申幾十年前的觀點，抨擊傳統文化的弊端，頌揚西方的現代文明，其隱含的意思顯然是指責國民黨缺乏現代民主精神，不給人民以自由，阻礙了科學和社會的發展。這是胡適晚年的一篇震聾發聵之作，是他在被人批評“保守”、“老疲”的人生最後階段對中西文化思考的一個總結。
該文的話題是：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麼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
在文章中，胡適以“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e Diaboli)自居，再一次拋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觀，對世界近代出現的科學和技術文明給予了熱情頌讚。他指出所謂西方的文明是物質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東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隻是一種沒有理由的自傲。東方古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些什麼精神價值可說?”我們該當承認近代的科學技術文明並不是什麼強加到我們身上的東西，“並不是什麼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裏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受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護、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展，求索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種智慧。”
胡適的這一次演講，很快招致來自四麵八方的呼應和爭議。著名學人徐複觀首先出馬，在香港《民主評論》第12卷24期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一文，指責胡適的演講，說“這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斥罵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隨之而起的，是一陣暴風雨式的圍攻。演講半月後，胡適因心髒病驟發，於11月26日住進了台大醫院。一月之後，李敖由文友徐高阮引介，應《文星》主編胡汝森之約，寫出了頗具震撼力的萬字長文——《播種者胡適》。
李敖談了在胡適領導下一群自由主義文人所進行的文學革命在新文化建設方麵的成績，談了他在民主憲政方麵所作的努力，談了他為爭取學術獨立所做出的貢獻和他在學術上的局限性，以及作為自由主義文人胡適的寂寞。李敖認為，胡適一生致力於“非政治性”的學術工作，精心培養“思想自由的批評風氣”，宣傳自由主義的一點一滴的社會改良思想，對國家大事“訴諸理智和非情緒，重實證而反對狂熱”，一生從未迷失過方向。胡適對文學革命，對新文化運動，對民主憲政，對科學發展，總之，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此可說，胡適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國中第一人”。李敖特別強調，胡適思想的主要精華是“全盤西化”，這也是他自由主義思想之所在。然而，胡適在其一生中卻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致力於中國古代學術的考據和辨偽，“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他能做到有所不為，潔身自愛，但鬥爭精神不夠，把史學學風帶到了目前迂腐不堪的境地。這充分說明，胡適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因此，李敖提出，要超越胡適前進。李敖最後得出結論說：“胡適之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然而，一個不斷長進的強大的民族，應該不斷前進，無情地超越胡適。”
李敖對胡適的評論，對胡適全盤西化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的肯定，以及對胡適學術上所謂保守的批判，都帶有自己的主觀色彩，言辭上也帶有強烈的“狂傲”和“憤世嫉俗”的情緒。在治學的指導思想上，他深受梁啟超治史思想的影響，講求治學應為現實服務，“曆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李敖將此推而廣之，認為學術研究應麵向社會，走向群眾。他曾向殷海光談起《自由中國》在這方麵的不足，如今胡適又成為他的靶子。李敖認為：在20年代，胡適曾送泰戈爾60歲生日壽詩《回向》，讚美老詩人的回向民間，但他自己卻沒有做到這一步，除了談學論道、呼籲民主外，無複其他。李敖十分欣賞古代的特立獨行者王安石的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在他心目中，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對胡適不滿，認為他入世不夠，這種責任在胡適，更在保守落後的學術界。他所表達的，實際上是對台灣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對國民黨專製統治的批判。
從表麵看，《播種者胡適》是一篇對“思想界的偉大領袖”胡適之唱讚歌的文章，但透過文字仔細分析，則能悟出這是一篇微言大義之文。作者不僅客觀地評價了胡適一生的功過是非，而且對當時社會政治、思想、學術界的落後現狀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胡適思想的沒有過時，恰恰證明了現今的社會仍然是一個不知長進的社會。借胡以諷世，借胡以警世，正是李敖文章的精義之所在。正因如此，重溫文章開頭引用的胡適的《引日夢》詩，會倍感意味深長：
山下綠叢中，
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
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
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
隻是重溫舊夢。
從引用的詩句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李敖心頭的憤世嫉俗與置身荒漠的悲涼。作者也像胡適當年倡導文學革命那樣，為喚起“當年舊夢”，要引吭高歌，毫不畏懼地對死水般的思想文化界開火了。
《播種者胡適》的發表，像捅掉了一個馬蜂窩，攪起了一潭死水，立即釀成了一次大筆仗。這場筆戰後來分成兩個圓圈，一個圓圈是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一個圓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臨、胡秋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葉青(任卓宣)、鄭學稼。
葉青，1896年生，哲學家。曾參加中國共產黨，編過多種刊物，主要著作有《哲學到何處去?》、《胡適批判》、《張東遜哲學批判》、《關於物質——精神——物質》、《理論與實踐》等，此時主辦《政治評論》。他撰文認為，李敖把胡適捧得太過份了，對別的“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則一筆抹殺。
鄭學稼，1905年生，曆史學家、經濟史家。自1935年起曆任複旦大學、暨南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出版有經濟學、經濟史、曆史、文學、馬克思主義等方麵著作多種。鄭在文章中說：“胡適未曾在20年代中對思想運動吹過什麼風……，李敖對胡適簡直是瞎捧。”
反對李敖的一方主要陣地是胡秋原等人控製的“三大”評論：《政治評論》、《民主評論》、《世界評論》。“一星戰三論”，成為當時中西文化論戰的一道景觀，也是60年代雜誌出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
撰文支持李敖一方的有香港《自由報》的社長雷嘯岑(馬五)、《中國學生周報》的若蘭、《展望》雜誌中的孟戈、台灣《作品》雜誌中的王洪鈞、東方望、田尚明等人。《文星》雜誌是他們的主要陣地。
種種跡象表明，《播種者胡適》擊到了一些人的癢處，也擊到了一些人的痛處，包括胡適本人都覺得不自在。據楊樹人先生回憶，在胡適出院後的一天下午，他去福州街26號胡適住宅，商談一件公事。事畢後，胡適從書架上取下一本雜誌，翻開來給楊看，並且用圓珠筆指著那篇文章說：“你看，這說的什麼，這樣的輕佻浮薄!再看這兒，簡直瞎鬧。這還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適圓珠筆所指的，正是《播種者胡適》。胡適再翻開另一長篇，又邊畫邊說，臉色蒼白，心情更為激憤。末了，他指著這篇文章說：“真是下流!”圓珠筆所指的，是胡秋原的《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前進》一文。在這一年的春節後，胡適又一次憤憤地對楊樹人說：“他們要圍剿我胡適，你說，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我胡適住在台北，與他們有什麼壞處!”《政治評論》上還有一篇莫辛的《全麵西化論的提出及其評論》，認為李敖的文章“仍不過胡適之、陳序經‘全盤西化論’的翻版而已，說得切實點，不過陳序經的舊調重彈而已。尤其他們一個把胡適視為折衷派(陳序經：《全盤西化的辯護》)，一個認為胡適不夠認真(李敖：《播種者胡適》)，那一見解上，使人覺得此二人真是穿著一條褲子。”3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3期，是“追思胡適之先生專號”，刊載了胡秋原長達七萬多字的《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文中批評李敖是在斷送教育學術，是“梅毒主義”。說“梅毒主義之錯誤，首先在不明白人之本性，人之自由，即是選擇。反對選擇，將達到非人主義，反自由結論。梅毒主義第二錯誤，除不了解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之真相外，根本不明白中西文化接觸中各種有關事實”。文章稱李敖的文化是“抗戰勝利以後興起的一種‘內幕’體”。“李敖在思想和情緒方麵，在對國家和個人態度兩方麵，都陷入門戶主義很深，因而心病很重了。”“他的精神有一點不平衡、一點緊張、一點分裂，而這與他原來若幹小毛病結合，便一切趨於極端。”3月10日，《政治評論》第8卷第1期又發表了鄭學稼的《論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說“因為我們是獨立的國家，所以我們對西方的精神文化，隻能接受和自己國情相近的，不能夠全盤西化或批發西化。”“凡是主張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者，都是虛無主義者或是內心對民族前途已感絕望的人。”3月25日，該刊第八卷第二期又刊發了主編葉青的《全盤西化論之分析》、《再論誰是新文化的播種者》兩文。葉青在文中稱李敖犯了可笑的“主觀主義病”，“全盤西化論是抄襲主義，因而是保守主義”，“主張它的人是一些妄自菲薄，而沒有一點誌氣的人”，“是文化自悲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