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你克服了自溺病以後能有何種客觀的興趣，那是應當聽任你的天性和外界環境去自然醞釀的。別預先對你自己說“假使我能沉溺在集郵裏麵，我便該快活了” 的話，而再去從事集郵，因為你可能發覺集郵完全無味。唯有真正引起你趣味的東西才對你有益，但你可確信，一朝你不再沉溺在自己之內時，真正客觀的興趣自會長成。
在極大的限度內，幸福的生活有如善良的生活。職業的道學家太偏重於克己之道，由是他們的重心放錯了地方。有意識的自製，使一個人陷於自溺而強烈地感到他所作的犧牲；因此它往往在當前的目標和最後的目標上全歸失敗。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自製而是那種對外的關切；凡隻顧追逐自己的德性的人，用了有意識的克己功夫所能做到的行動，在一個關切外界的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到。我用著行樂主義者的態度寫這本書，就是說我仿佛把幸福認作善，但從行樂主義者的觀點所要提倡的行為，大體上殊無異於一個健全的道學家所要提倡的。然而道學家太偏於（當然不是全體如此）誇張行為而忽視心理狀態。一件行為的效果，依照當事人當時的心理狀態可以大有出入。倘使看見一個孩子淹溺，你憑著救助的直接衝動而去救援他，事後你在道德上絲毫無損。但若你先自忖道：“救一個無助的人是道德的一部，而我是願意有德的，所以應當救這孩子。”那麼事後你將比以前更降低一級。適用在這個極端的例子上的道理，同樣可應用於其他較為隱晦的情形。
在我和傳統的道學家提倡的人生態度之間，還有一些更微妙的區別。譬如，傳統的道學家說愛情應當不自私。在某意義內，這是對的，換言之，愛情不當超過某程度的自私，但無疑地它必須有相當程度的自私，使一個人能因愛情的成功而獲得快樂。假如一個男人向一個女子求婚，心中熱烈祝望她幸福，同時以為這是自我舍棄的機會，那麼我想她是否覺得完全滿意是大成問題的。不用說，我們應願望所愛的人幸福，但不當把他的幸福代替自己的一份。“克己說”包含著自我與世界的對立。但若我們真正關切身外的人或物的時候，這種對立便消滅了。由於這一類的對外關切，我們能感到自己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台球般的一個獨立的個體，除了擊撞（台球之與台球）以外，和旁的個體更無關係。一切的不幸福都由於某種的破裂或缺乏全部的一致；意識界與無意識界缺少了相互的聯絡，便促成自身之內的破裂；自己與社會不曾由客觀的興趣和情愛之力連結為一，便促成了兩者之間的缺少一致。幸福的人絕不會感到這兩種分離的苦痛， 他的人格既不分裂來和自己對抗，也不分裂來和世界對抗。這樣的人隻覺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享受著世界所提供的色相和歡樂，不因想起死亡而困惑，因為他覺得並不真和後來的人分離。如是深切的和生命的長流結合之下，至高至大的歡樂方能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