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她回到英國，竟一下子聞名了。但她從小受的教育要她回到家庭中去：整個童年時代以及成年時期責任感這個重擔一直壓在她身上。她想再出去旅行，但又覺得必須留下來給弟弟管家——一點也不奇怪，他現在已變成一個軟弱無能、自私自利的人。“我必須這樣做，這是我的職責。我的信仰讓我這樣做。”
一八九七年她出版了一本關於她旅行情況的書《西非之行》。這本書一下就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這本書使她走上了商人和移民局之間鬥爭的最前線，她站到了商人一邊。她為之而奮鬥的是尊重非洲的文化。
隻要她有力氣，她就到各地演說。她的心髒“一直很弱”，心髒病經常發作。她希望歐洲，尤其是英國能夠認識到：她所了解的非洲人也有生存的權利，他們並不是二等白人。她在一本政治性的小冊子《西非研究》裏闡述了她的這個觀點。這本書寫得才華橫溢而又通俗有力，讚揚之詞像“溶化了的黃油一樣傾瀉”在她的身上，但也帶來了對她的仇恨。由於她對商人的袒護，有人把她叫做“利物浦雇傭的刺客”。
同年，即一八九八年，她得了流感，後來又染上了傷寒。病後她的身體十分虛弱。
一八九九年她遇到塞拉·萊昂·馬修·內森。她一生中第一次動了感情。但這是毫無希望的，他是一個堅定的獨身主義者，也許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寫信給他說：“事實是，我並不比一陣風更有人生。我從來也沒有過人的獨特的生活。我一直從事各種瑣碎的工作——為別人高興、憂傷和煩惱。除坐在別人的火堆旁取暖以外，我從來沒想過我有什麼權利做別的什麼事。我感謝別人讓我這樣做。我喜歡他們，但我不期望他們喜歡我。我不這樣期望還是對的……”
她自願為“南非戰爭”服務，被派往西蒙斯敦的博爾監獄當護士，在那裏她患了傷寒熱。照料她的護士雷說，“她康複了很短一段時間，但她意識到自己不行了。她要求讓她獨自一人死去。她說，她不希望任何人看到她病體衰弱。她說，動物死前往往離群獨居，她也有同樣的要求。我們很難這樣做，於是讓門半開著。我們看到她已經失去知覺才往她跟前走去。”她於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逝世，終年三十七歲。
她的遺體用一艘戰艦從西蒙斯敦運到海裏，按照她生前的願望進行了海葬。“我不是屬於人類社會的，”她給內森寫的信中說，“我的同伴是紅樹、沼澤、河流、海洋等等——我們相互了解。”
如果沒有瑪麗·金斯利，芳格部族的村落也會被發現的，但人們對它們的了解會少得多。她的這次旅行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她那難以置信的勇氣——她解釋為“對恐懼缺少了解”——使她得以平安歸來，但她真正的成就是給歐洲移民和傳教士們帶來了一種新的觀點。
“黑人是世界上偉大的人種之一——他們還沒有完成人類發展的階段，但過去卻有著悠久的曆史。歐洲人在藝術和工藝方麵的優越地位使他們能掌握塑造非洲曆史的力量；這種控製力量能使黑人和歐洲人的未來繁榮昌盛，也能使未來充滿災難和困苦。”
今天看來，她的觀點幾乎是預言性的：“許多年以後非洲人將因我們今天在非洲的所作所為而興旺起來，或受盡磨難。”歐洲人也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