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毫不奇怪，1855年到1857年之間，我們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與施拉金維特兄弟一起走遍了西藏西部地區，並帶回大量人種學方麵的觀察報告。
在不同的旅行期間，弗格森成了《每日電訊》最活躍、最引人注目的通訊員，使這張售價僅僅1便士的報紙日發行量高達14萬份，但還是無法滿足大批讀者的需求。因此，弗格森博士廣為人知，雖然他不是任何學術團體的會員，既不是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或聖彼得堡皇家地理學會成員，也不是旅行者俱樂部的成員，甚至不是皇家工藝學會的會員，盡管是他的朋友——統計學家考克伯恩主持著這個學會。
一天，他的這位專家朋友與他開玩笑，向他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既然弗格森博士已經環繞地球走過無數英裏，而由於半徑不同，那麼他的頭比他的腳要多走多少英裏呢？或者說根據博士的頭和腳分別經過的英裏數，是否可以精確地算出這位紳士的身高呢？
這本來是一句恭維之詞，不需要答案。但是弗格森博士對一切學術團體總是敬而遠之，因為他是一位腳踏實地的人，他崇拜的是行動而不是辯論。他認為把時間用於探索更勝於爭論，從事實際發現更勝於誇誇其談的演講。
在人們中間流傳著一個這樣的故事，在日內瓦，有一天一位英國人計劃去參觀遊覽日內瓦湖。他乘一輛古老的馬車和其他乘客並排坐在一起，這種馬車正像公共馬車一樣，座位設在車廂兩側。正好，這位英國人的座位位於背對湖水的一邊。馬車圍日內瓦湖繞了一圈，而在此期間他甚至都沒有轉頭看一眼。回到倫敦後，他竟然為自己的日內瓦湖之行感到非常滿意。
然而，弗格森博士在旅行期間卻是轉頭看過的，而且不斷轉頭觀察自己的目標。他之所以這樣做，隻不過是順從自己的天性而已。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宿命論，而且是正統的宿命論。他相信自己，甚至也相信上帝。他聲稱自己在旅途中是被某種力量推動著前進，而不是遵從自己的意誌，他在周遊世界的過程中就像一個火車頭，並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前進，而是受到某種力量的引導和牽引，隻能不停向前運轉。
“我不是在忙於趕路，”他常常這樣說，“是道路在逼我前進。”
因此，博士能夠如此平靜地麵對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們的歡呼和掌聲，我們就不會感到過分驚訝了。他已經完全超越了這些世俗的瑣碎看法，他既不傲慢，也沒有什麼虛榮心。他認為弗朗西斯·M爵士在演講中提到的計劃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因此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引起的巨大反響。
會議結束後，博士和人們一起來到位於帕爾瑪爾大街的“旅行者俱樂部”。為了向他表示敬意，人們在這裏為他準備了一場豐盛的宴會。這場宴會的規格和被邀請的人物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在這場豪華的宴會上，餐桌上的鱘魚大得異乎尋常，它的尺寸簡直比塞繆爾·弗格森本人的身高都短不了1英寸。
人們盡情品嚐著名貴的法國葡萄酒，以頻頻的祝酒和幹杯，向那些到非洲探險的傑出的旅行家們表示敬意。按照優良的英國傳統，客人們依照字母順序為這些旅行家的健康和榮譽幹杯！這些值得被懷念的名字有：阿巴迪、亞當斯、亞當蓀、安德森、阿納德、巴肯、鮑德溫、巴斯……沃納、維爾德(14)。最後，大家為塞繆爾·弗格森博士舉杯，因為他難以置信的努力，將把這些傑出的旅行家們的成績連為一體，最終使非洲地理發現成為一個完善的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