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看到，在劉邦死後的十五年中，實際上是呂後統治著中國，靠她的政治才智維持著一個龐大政權的運轉，支撐著一個風雨飄搖的帝國，她的有效治理為後來的“文景之治”導夫先路。
所以，這本書中我力圖建立全新的價值評判體係，不人雲亦雲，亦不標新立異作“翻案文章”。以唯物史觀臧否人物，從最本質的人性出發，還原人物，寫出人物所展示的多麵性和複雜性。私密本來就是曆史的客觀存在，追尋真相，窺破原由，才能完整地了解曆史，以古鑒今。
這本傳記采用的是講史體，口語化色彩很濃，這是因為寫作中曾在圖書館報告廳做過連續講座，每周兩個小時，講了差不多兩個多月，書中一些章節就是當時的講稿整理出來的。一邊講一邊與聽眾互動、溝通，在表述方式上，盡量使用平實的語言，以求清晰明確。但一些常識性的內容的交待是不能少的，同時嚴肅的學術問題也不能繞開或讓分析過程變得枯燥無味。我們這個時代似乎不十分在意語言的精確性了，在口語文本泛濫的文化語境下，保持語言的純淨度與渾融、通脫，是我的追求。另外，書中某些情節，在敘述方式上也使用了散文的表現手法，看上去有了點“跨文體”的味道。
本書的寫作，是由我的老師----花山文藝出版社原編審陳新先生所組織的課題引發的，也在陳新先生的指導下完成。陳新先生多次審讀書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
特別應提及的是河南新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學者謝石華和山東單縣政協文史委副主任張西震兩位先生，為我的采訪提供了切實的幫助和第一手資料，同時，我們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滄州國學院學者孫傳治先生、滄州第第十四中學田文舉、徐夢書等老師認真校對書稿，他們是熱情而負責的“義工”。傳治先生年過花甲，平生治學謹嚴，兩位老師則是出於名校的青年才俊，他們在校對過程中對書中的繆誤漏略之處多有訂正，讓我獲益良多。在終校時，又有趙豔麗等22位老師參與了校對工作，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而且這20多位參與終校的老師還為這部書稿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對一些曆史問題提出了他們的見解，實在令我感動。
當然更應感謝河南文藝出版社總編陳傑老師和責編陳靜，她們所付出的熱忱、辛勞和智慧讓我欽敬。
這些，恁一個“謝”字了得？
作者2008年1月30日淩晨5時23分於漁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