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後的故事講完了。
那麼，這位被稱作“亙古第一人”的女性政治家，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
都不是。
人類告別母係氏族社會之後，政治，就一直是男人的遊戲，女人隻是看客。偶爾有一些不太願意做壁上觀的女子想試試身手，但終歸還是“票友”而已。真正擁有絕對的政治話語權，而君臨天下成為曆史主角的，隻有鳳毛麟角的少數幾位。呂後很幸運地成為她們中的“始作俑者”。
這樣一個人物，要客觀地評價她的曆史作用和是是非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從司馬遷《史記》之後，對呂後的評價就一直是“惡評”多於“好評”，而少有持平之論。
為劉《史記》作“索引”的司馬貞，談及對呂後的評價，簡直就是“口誅筆伐”了：“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扶掖，潛用福威。誌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鴆齊悼，殘彘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葅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史記。呂太後本紀。索引述讚》）。給呂後惡行開了一個清單，一句好話也沒有。
明代思想家李贄，更是稱呂後為“妒虐謀篡之後”（《藏書。親臣傳》）。一錘定音，給呂後定了性。
清代的曆史學家趙翼，則把呂後與武則天進行了一番比較，認為呂後比武後好：
母後臨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後改朔易朝，徧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欲，其惡為古今未有。呂後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後以嫌忌而殺太子弘、太子賢也。後所生惟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而在，則方與孝惠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後迫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為帝者，又以怨懟而廢，於是己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淩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嚐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此則後之私心短見。蓋嫉妒者，婦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妒亦衹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即殺之。
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於代，則聽真母薄太後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後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後意，後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為魯元湯沐邑，即複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後亦未嚐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後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它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後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後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即其以辟陽侯為左丞相，令監軍中，亦以辟陽侯先嚐隨後在項羽軍中，同患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仆，可使令於閫閾間，非必尚與之昵。《史記。劉澤世家》，太後尚有所幸張子卿，（《漢書》作“張卿”）然如淳注謂奄人也，則亦非私褻之嬖，以視武後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弟，恬不知恥者，更相去萬萬也。武後之禍，惟後魏之文明馮後及胡後約略似之。而世乃以呂、武並稱，豈公論哉。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
趙翼認為，人們把呂後和武則天並稱，是不公道的。呂後與武後，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她們二人有著太多的差別。首先，呂後沒有篡奪之心，她是臨朝稱製而不像武則天那樣讓江山易幟，自己作皇帝。武則天處心積慮篡奪李唐天下，呂後殫精竭慮維持劉家社稷。第二點，武則天為達到一己私欲，不惜殺害自己的骨肉，呂後為了自己的兒子，可以給大臣下跪。第三點，她也不像武則天那麼淫亂。所以，趙翼才為呂、武並稱鳴不平。雖然說了幾句好話，但其評價標準仍然沒有超越封建士大夫的眼光。
我們試著從她在“四大關係”中的角色地位入手，作一些探索。
首先是“夫妻關係”。
呂後與劉邦，是一對政治夫妻。即使是在劉邦還沒有發跡變泰的“柴米油鹽”夫妻時代，她與劉邦的夫妻關係，也早就超越了這個層麵。
看起來，彼一時期的呂雉，下田勞作，吃苦耐勞，很有“嫁雞隨雞”的死心塌地，但她時刻不忘用各種方式提醒劉邦他是個能成大器、偉器的人。不讓丈夫在庸碌的低級官吏生活中沉淪。同時，她能善待劉邦的朋友，為劉邦培植羽翼積累人氣指數。
劉邦起事之後，她為劉邦坐牢，無怨無悔，而且不失時機地對劉邦進行“形象包裝”，把“雲氣”之類的傳說一步步神秘化，同時，為劉邦建立了一個地下後勤保障係統。劉邦由漢王而皇帝，呂雉當了皇後，這對夫妻的政治關係，就體現得越發直接了。那個時期，呂雉有了皇後的地位，卻失去了劉邦的寵愛。她受到了很大的冷落。因為劉邦有了很多女人，有了新寵，而呂雉呢，她已經四十多歲了，真正成了一個“黃臉婆”。呂雉心裏是不平衡的。楚漢戰爭中，她雖然沒有像劉邦一樣在腥風血雨中廝殺奔突，可一樣經曆了九死一生，在楚營過了差不多三年生不如死的“人質”生活，到頭來卻被劉邦棄如敝屐。隻給了她一個皇後的名份。況且這個名份也幾乎就保不住了。那一場波譎雲詭的“嫡長子保衛戰”更讓呂雉明白：保住自己的地位，才是最大的“政治”。所以這對政治夫妻之間的政治關係，也開始由單純轉向微妙，轉向複雜，近而轉向對立。劉邦的“刑白馬盟”以及呂雉以後的大封諸呂，就是這種政治對立的產物。
然而，劉邦在彌留之際，呂後向劉邦討教的，不是“家事”而是“國事”，是蕭何以後的國相安排問題，而且呂後也果然就是按照劉邦的“既定方針”辦的。這出於穩定國本的政治需要，關鍵是劉邦的這一安排客觀上也為呂後稱製提供了組織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