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暑假前夕，趙玉燕博士來了幾封電子郵件，並發來了她這部大作的電子版文稿，希望我為它寫一序文。《懼感、旅遊與文化再生產——湘西山江苗族的開放曆程》既是一部研究苗族文化的學術專著，也是一篇以旅遊人類學為主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它是在北京大學高丙中教授指導下完成的，按說應由導師寫序才妥，但高丙中教授也有意讓我來寫，大概是因為我以前曾較為關注過苗族以及旅遊人類學有關問題的緣故吧。對我而言，倒也是又一個學習和思考的機會。平日瑣事纏身，案頭也總是文債如刀，但能在暑期裏忙裏偷閑，潛心拜讀一位新銳人類學者的博士論文，用心把讀後感寫出來，以資和作者及諸位讀者交流，確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兒。
趙玉燕博士到北京大學求學時，我已離開了那裏，和她不熟，故不必無原則地為熟人美言。這些年我注意到北京大學人類學專業博士論文的水準逐年都有提高，特別是基於紮實的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民族誌得到較多重視，同時，博士生們的學術視野也越來越開闊，不僅有較好的人類學專業的理論修養，也有直麵中國現當代諸多社會與文化問題的實踐性的勇氣。
趙玉燕博士的這部著作，在我看來也具有上述特點。
作為一部民族誌作品，本書頗為詳盡地描述了湘西州一個苗族山寨社區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字細膩、從容，讀來很流暢。在民族誌敘述的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展開專題性的討論，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之“旅遊場域”中苗族文化傳統的維係、複興、變遷及其再生產的過程和機製等問題。從一個微觀基層社區的諸多文化動態，本書試圖探討苗族鄉土社會從相對封閉而逐漸走向開放格局的艱難曆程。我很同意作者的這樣一個論斷：一個邊遠苗族社區所經驗的種種心路專換，某種意義上，是和整個中華民族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在麵對外部世界和全球化大潮洶湧之時的心態曆程有許多相似、相通之處，或可說是一種“同構”性的關係，因此，本書的研究也可被看作是能夠映照中國社會這一種總體進程的少數民族個案。也就是說，本書的結論至少對於中國來說，還是很有一些普世性意義的。
對於苗族社會及文化的理解，本書沒有停留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質表象層麵，而是基於對邊區苗族社會之封閉格局的形成曆史（與朝廷及外部漢區的長期對峙、衝突等）所進行的較為完整的梳理，同時也是基於對山江苗寨民眾的曆史記憶、社會結構、諸物質設施、涉及其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巫、蠱、鬼、命等若幹理念的較為全麵的綜合性考察，趙玉燕博士謹慎而又不乏創見地提出了“懼感”這一概念。她傾向於認為，此種對於“外人”和“外界”保持高度不信任、拒斥和疑慮的“懼感”意識，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當地苗族的“慣習”、行為模式和頗為穩定的族群心理狀態，並成為其民族精神氣質或性情傾向的一部分。在有形、無形的邊牆封鎖和高壓隔離之下，苗族民眾產生此類防範、戒備、焦慮、疑懼的性情傾向，並不難理解，因為“懼感”就如同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它在促成了高度危機感的同時，也有利於他們保持內聚、自治和尊嚴。作者指出，作為一種固化了的應對外部壓力和艱難人生的文化樣式或機製，“懼感”的內涵既包括了有形的寨門、路障和迷宮般的村寨設防等，也包括了習武、尚武、合款、習慣法、社區人際關係的彼此高度依賴以及對於巫蠱的指認、對於鬼和命的篤信等無形的部分。
趙玉燕博士對於“懼感”文化的歸納和表述，很容易使讀者聯想到較早時期文化人類學的“文化與人格學派”，該派的或受其影響的一些人類學家在對某些異文化進行描述時，很重視其族群的心理氣質、民族性格或某些特定的文化價值取向，例如，有人把氣質溫和的說成是“太陽神”型的文化，把具有極端或偏激傾向的說成是“酒神”型的文化；或把某文化說成是“罪感”的，而把另一文化說成是“恥感”的等等。我想，“懼感”作為本書的關鍵詞之一，大概也可以這樣來理解吧。盡管“文化與人格學派”的方法論後來曾遭致到不少的批評和質疑，但由於作者已對她所描述的“懼感”給予了曆史文脈背景和族際關係格局等多方麵的闡釋，同時，她還通過很多實證性的資料和案例對於所謂“懼感”的內涵有所論證，因此，我覺得，如果對其不做絕對化和擴大化解釋的話，關於“懼感”的歸納還是具有新意和能夠被理解的。“懼感”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作者的苗族文化研究已經試圖超越日常生活的層麵、物質文化和製度的層麵而深化至其精神特質、性情或心理世界之層麵的最新努力。本書的貢獻之一，正在於探討了包括此種“懼感”在內的苗族鄉土文化在一個開放的旅遊場域中，是如何發生變遷和得以再生產的，讀者可以看到諸多涉及“懼感”的儀式、言說乃至物質的載體在旅遊場景中反複出現，並最終完成了作者所指稱的“懼感”的舞台化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