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我的母親]
陳丹青說：“上海沒有比住河邊棚戶區更底層的人了……可你瞧那女子，幹幹淨淨……麵容飽滿好看，甚至有點富態，一點不卑賤、不自卑……民國時代的商人、教授、文員、流氓、工農、女性，甚至兒童……各有範兒。”
民國的普通的、甚至貧窮的婦女，都是從容淡定的。胡適的母親，追債的人一排坐在家裏，她還是從從容容淡淡定定地料理著一切，從不露半點怒色；有時又剛氣到半步不讓。老舍的母親，好像終年沒有休息，做事永遠絲毫不敷衍，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家裏的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殘缺不全，可她的手老使殘破的銅活發著光；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她不怕、不慌、不哭，橫下心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兒女。
民國的學士更是讓人歎服。
胡適
胡適，字適之，取自當時盛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安徽績溪人。當時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一生獲得32個博士學位，從學術的廣度，從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沒有第二人。死後葬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對麵的小山上。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麵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裏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裏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麵，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麵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裏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裏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裏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麵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隻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隻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裏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裏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隻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隻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隻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隻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麵打，一麵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隻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隻忍耐著，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隻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裏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得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裏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裏，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麵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第二節 [我的母親]
老舍
老舍，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一生都在辛勤寫作。1968年，老舍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選到最後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還是他。此時，老舍已故。實際上1966年8月24日，他就已故去。諾貝爾獎從不頒給離世的人，又在剩下的4人中選，最後，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日本的川端康成。
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鍾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裏。村裏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察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於姥姥家，我隻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至於更遠的族係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隻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為我的大姐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還長我一歲啊。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隻有大姐，二姐，三哥與我。我是“老”兒子。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
由大姐與二姐所嫁人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裏，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那時候定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體麵的人。
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懷裏，致未凍死。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立撫養了。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晚間，她與三姐抱著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久以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麵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著光。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母親含著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著淚接他回來。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隻覺得與他很生疏。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因此，他們作事，我老在後麵跟著。他們澆花，我也張羅著取水；他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裏，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著。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麵，又給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幹幹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隻是兩吊小錢。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盡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於改掉的。
姑母常鬧脾氣。她單在雞蛋裏找骨頭。她是我家中的閻王。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是的，命當如此。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麵：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寧吃虧，不逗氣。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裏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繼承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並不軟弱。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財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母親拉著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著“鬼子”進門，街門是開著的。“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後入室搜索。他們走後，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的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著槍炮。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以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麵；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曆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願意升學。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製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隻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提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元的保證金。這是一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隻要兒子有出息。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隻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隻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紮著，咬著嘴唇，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隻剩母親自己。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曆，不許過舊年。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灶的家中。母親笑了。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歎出一口氣來。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麼熱鬧，我卻什麼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淒慘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著我了，她已入了土！
兒女的生命是不依順著父母所設下的軌道一直前進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我二十三歲，母親要我結了婚，我不要。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隻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據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詳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裏，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裏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