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我這屋子，真是簡陋極了：籬笆之內，地皮二十方丈，屋所占的隻六方丈。
這六方丈上，建著三間“抗建式”平屋，每間前後劃分為二室，共得六室，每室平均一方丈。中央一間，前室特別大些，約有一方丈半弱，算是食堂兼客堂；後室就隻有半方丈強，比公共汽車還小，作為家人的臥室。西邊一間，平均劃分為二，算是廚房及工友室。東邊一間，也平均劃分為二，後室也是家人的臥室，前室便是我的書房兼臥房。三年以來，我坐臥寫作，都在這一方丈內。歸熙甫《項脊軒記》中說：“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又說：“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
我隻有想起這些話的時候，感覺得自己滿足。我的屋雖不上漏，可是牆是竹製的，單薄得很。夏天九點鍾以後，東牆上炙手可熱，室內好比開放了熱水汀。這時候反教人希望警報，可到六七丈深的地下室去涼快一下呢。
竹籬之內的院子，薄薄的泥層下麵盡是岩石，隻能種些番茄、蠶豆、芭蕉之類，卻不能種樹木。竹籬之外，坡岩起伏，盡是荒郊。因此這小屋赤裸裸的，孤零零的，毫無依蔽；遠遠望來，正像一個亭子。我長年坐守其中，就好比一個亭長。這地點離街約有裏許，小徑迂回，不易尋找，來客極稀。杜詩“幽棲地僻經過少”一句，這室可以受之無愧。風雨之日，泥濘載途，狗也懶得走過，環境荒涼更甚。這些日子的岑寂的滋味，至今回想還覺得可怕。
自從這小屋落成之後，我就辭絕了教職，恢複了戰前的即居生活。我對外間絕少往來，每日隻是讀書作畫，飲酒閑談而已。我的時間全部是我自己的，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這在我是認為幸福的。然而這幸福必須兩個條件：在太平時，在都會裏。如今在抗戰期，在荒村裏，這幸福就伴著一種苦悶─—寄寂。為避免這苦悶，我便在讀書、作畫之餘，在院子裏種豆，種菜，養鴿，養鵝。而鵝給我的印象最深。
因為它有那麼龐大的身體，那麼雪白的顏色，那冬雄壯的叫聲，那麼軒昂的態度，那麼高傲的脾氣，和那麼可笑的行為。在這荒涼舉寂的環境中—，這鵝竟成了一個焦點。淒風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時，推窗一望，死氣沉沉分惟有這偉大的雪白的東西，高擎著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獨步，好像一個武裝的守衛，使得這小屋有了保障，這院子有了主宰，這環境有了生氣。
我的小屋易主的前幾天，我把這鵝送給住在小龍坎的朋友人家。送出之後的幾天內，頗有異樣的感覺。這感覺與訣別一個人的時候所發生的感覺完全相同，不過分量較為輕微而已。原來一切眾生，本是同根，凡屬血氣，皆有共感。所以這禽鳥比這房屋更是牽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戀。現在我寫這篇短文，就好比為一個永決的朋友立傳，寫照。
這鵝的舊主人姓夏名宗禹，現在與我鄰居著。
1946年夏於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