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情況更加普遍。難道必須應該是這樣嗎？它是一種有利金融業發展，有利經濟金融穩定，符合公眾和國家最高利益的正確選擇嗎？經過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後，我們再用防範危機的思想來觀察、審視這種現象，很容易對它的公正性、合法性、有效性產生懷疑。
比如，在這次金融危機期間，許多人都對當時作為財長的保爾森先生處理金融機構危機的一些思維和做法表示質疑，懷疑他並不完全是站在國家和納稅人的立場處置危機，因為他是從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的位置上走馬至財政部部長的。
據《紐約時報》報道，根據保爾森的日程表紀錄，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他與高盛總裁羅伊德·布蘭克費恩頻繁接觸，並以與高盛商討重要事宜為由，要求取得道德豁免權。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後，政府同意向美國國際集團貸款850億美元，其中的部分款項用於償還高盛債務。此項決定的當天，保爾森便接到布蘭克費恩來電，翌日保爾森曾5次致電布蘭克費恩。在從9月16日起的一周內，保爾森同布蘭克費恩通電話達24次，遠多於同其他華爾街大機構的通電次數。高盛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是十分幸運的，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倒了，美林被美國銀行並購，主要對手都倒了，不僅逃過了一劫，而且還獲得了經營銀行傳統業務的牌照。
保爾森先生之前，魯賓先生也有過類似經曆，不同的是，一個是現任財政部部長，一個是前任財政部部長。2001年11月，也就是在安然公司（Enron Corporation）申請破產保護前，已經受聘於花旗的魯賓給財政部副部長彼得·費希爾（Peter R. Fisher）打電話，問費希爾是否願意讓信用評級機構暫緩下調安然公司的債務級別。花旗集團當時是安然公司的主要債權人。據魯賓自己解釋，他是在花旗銀行業務負責人的煽動下撥打這個電話的，他的用意是，評級機構的延遲降級或許可以給安然公司的債權人以喘息之機，以便籌劃出挽救計劃。魯賓後來向代表國會兩黨的調查小組坦承，在與費舍爾交談前首先說了一個限定句，即這次談話“很可能是個糟糕的主意”。後來，雖然調查小組認為通話過程並未發生任何違法事件，但公眾的質疑卻依然存在，這是因為他是前財政部部長，是以一家與安然公司有著巨額交易的公司代表身份撥通這個電話的。[ 參考Carol J. Loomis：《羅伯特·魯賓的傳奇生涯》，《財高》（中文版），第63期。]
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機構的這種官員之間的互相流動同金融業的發展是共生的，可以說是金融監管的基礎缺陷。如果從完全市場經濟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市場體製和機製的缺陷；如果從不完全市場經濟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一種官商在體製和機製上的高度結合。試想，監管當局和監管對象的高層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經常互通有無，親密接觸，互相筵宴，如何實施嚴肅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