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大陸開展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長達十年的動亂也使香港經濟受到了損失。特別是紅衛兵火燒北京“英國代辦處”的事件，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憂心忡忡，甚至很多人擔心中國會不惜一切代價用武力收複香港。於是許多思維滯後的商人紛紛低價出售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工廠、商號、住宅、酒樓等，攜款遷居國外。
李嘉誠也一直密切地關注著局勢的發展，但他認為跑到國外並非明智之舉，大陸的動亂隻是暫時的現象，大陸也決不會對香港動武。於是，超前的思維使他大膽作出了驚人的舉措，人棄我取，趁低吸納，帶領“長江”實業大量購進便宜的地皮，他堅信好的時光一定會到來。到1969年，最大的地產危機過去了，大規模移民潮雖漸息，而移居海外的業主，仍急於把未脫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廠房賤價賣出去。李嘉誠認為這是拓展的最好時機，他把塑膠盈利和物業收入積攢下來，通過各種途徑捕捉售房賣地的信息。他將買下的舊房翻新出租；同時又利用地產低潮、建築費低廉的良機，在地盤上興建物業。不少親朋好友，都為李嘉誠的“世紀冒險行動”捏著一把汗，有些地產商，也正等著看李嘉誠的笑話，看“長江”實業栽跟頭。
但1970年以來，香港百業複興，轉口貿易帶動經濟的普遍增長，地產業也跟著轉旺，而盤下了許多地產的“長江”則身價倍增。有人說李嘉誠是賭場豪客，孤注一擲，僥幸取勝，隻有李嘉誠自己清楚他的驚人之舉是否含有賭博成分。不管怎麼說，他是這場地產大災難中的大贏家，但絕非投機家，這是由他富有遠見卓識帶來的好處。在70年代初，李嘉誠掌管下的“長江”公司擁有的收租物業，從最初的12萬平方英尺發展到35萬平方英尺，每年的租金收入為390萬港元。在1972年，李嘉誠又帶領著“長江”公司先後買下37塊地皮，並興建了大樓。他以8500萬港元買進占地86.4萬平方英尺的北角半山風景區“賽西湖”地麵，興建了10座各高達24層的高級住宅，並將其餘空地建成娛樂、休息的度假村。另外，他還與“新鴻基”、“亨隆”、“周大福”等集團聯合，買下灣仔海旁的“高士打道”、“英美煙草”公司地皮，興建了“伊麗莎白大廈”和“洛克大廈”。他又與“南豐集團”聯合，買下太古山穀第一號地盤等。這樣，致使“長江”公司在1976年，已擁有房屋麵積達638萬平方英尺。
1976年10月，“四人幫”跨台，“文化大革命”結束。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使經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香港經濟的進步。這一切都使得以前遷居國外的港商紛紛回來投資辦廠，而且許多外商也不斷進駐香港，興辦各式各樣的企業，並且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向大陸投資辦廠，興辦企業，從而使得香港的房地產如日中天，價格狂漲。到80年代末期，地價已漲到20倍之多。這個時候，“長江”實業所擁有的房屋麵積達1500萬平方英尺，從而與香港政府、“置地公司”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麵。
1971年6月，“長江”實業專門成立“長江地產有限公司”，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發展房地產業。也就在這第一次公司的高層會議上，李嘉誠躊躇滿誌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為奮鬥目標，不僅要學習“置地”的成功經驗，還要超過“置地”的規模。李嘉誠的超前的思維遠大的理想卻招來了股東們的嘲弄和公司管理人員的懷疑，其中有一位站起來質疑：“與‘置地’等地產公司相比，‘長江’還隻能算小型公司，如何競爭得過這個地產巨無霸呢？”
“能！”李嘉誠充滿自信地回答：“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從弱到強。赫赫大名的遮打爵士由英國初來香港，隻是個默默無聞的貧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機遇，發達成巨富，創九倉（九龍倉）建置地、辦港燈（香港電燈公司）。我們做任何事，都應有一番雄心大誌，立下遠大目標，才有壓力和動力。”頓了頓，他接著又說，“當然，目前‘長江’的實力，遠不可與‘置地’同日而語，‘置地’的基地在中區，中區的物業已發展到了極限，寸金難得寸土，而寸土尺金。‘長江’的資金儲備，自然還不敢到中區去拓展，但我們可以去發展前景大、地價處在較低水平的市區邊緣和新興市鎮去拓展，待資金雄厚了，再與‘置地’正麵交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