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親人們的故事講述到這裏，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但我還想交代一下繼父和母親後來的情況，也許能為我對人性的探討再補充一筆。
繼父和母親的幸福日子過了沒幾年，厄運就又一次降臨到他們頭上，那是全國最困難的1961年，當時農村人都餓得兩腿發軟，兩眼發花，不斷有人走黃泉路去陰曹地府報到。當時我正上初中，繼父和母親為保證我的學習，把僅有的一點糧食都省給我吃，繼父餓得全身浮腫，幹活無力。而這時，上邊卻突然派了工作組進駐各個生產隊，掀起一場“落實改造一切漏劃階級敵人”的運動，簡稱“落改”。要求各小隊都要找出一兩個漏劃的階級敵人。
無名屯的地主富農鎮壓的鎮壓，伏法的伏法，找一個漏劃的階級敵人很難。工作組和生產隊的運動骨幹動了幾天腦子，最後想到繼父的頭上。
是啊，想給繼父按上個罪名太容易了，就從他階級立場不清，為一個地主女兒，富農的遺孀而在不該轉業複員時自己要求脫了軍裝，就等於背叛了革命，何況當時部隊已經按逃兵身份取消了他革命軍人資格，這不是漏劃的階級敵人是什麼？工作組意見達成一致後，就派民兵抓走了快要走不動路了的繼父，關到大隊，要他交代思想動機和根源……批鬥了幾場，最後大概覺得定為“反革命”還不夠格，就定為漏劃的“壞分子”，在地、富、反、壞、右中占了第四位。
而這時繼父已快不行了，離去那世隻有一步之遙。已成家立業的哥哥知道了家裏的情況，擔著政治立場不清的風險，送回了硬從嘴裏摳下的食物和糧票，才把繼父從陰曹地府門口拉回來，讓他具備了淪為階級鬥爭工具的起碼條件。
繼父由一個在戰火年代出生入死的革命軍人，轉換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後，就過上了社會上最低等的賤民生活，生產隊最髒最累的活，非他莫屬，生產隊有好事，如發放點什麼福利刺激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他靠邊站。另外還要定期寫思想檢查和思想彙報。繼父雖在部隊裏認識幾個字，但寫這類東西他還遠遠勝任不了，但這不怕，因為他還有我這個上中學的兒子為他捉刀代筆，能夠胡亂應付過去。
但有些事情我就幫不上忙了，那時，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一來運動，上邊就按慣例派下工作隊，工作隊一到，就按慣例拿這些賤民開刀，先組織發動貧下中農，引導貧下中農怎麼開批鬥會，怎麼發言，怎麼呼口號……一切準備就緒，就派民兵把賤民們拉到小隊大隊，就像古代開戰前拿活人祭旗一樣，又批又鬥折磨一通，算是揭開運動的序幕。
因為這樣的運動太多，批鬥來批鬥去，我在村裏也被人另眼看待了，大人們可以隨便地嗬斥我，和我年齡相仿的同伴疏遠我孤立我，仿佛我也成了小五類。為此，繼父和母親經常不過意，認為都是他們連累了我。
更讓父母有負罪感的是1965年我高考落榜，由一個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變成下等農民之後。從此繼父在我麵前唯唯諾諾，小心翼翼，看我的目光總是躲躲閃閃，過去那種親密無間的父子感情已不複存在，這讓我感到別扭，感到痛心。其實我很清楚，即使沒有繼父這個“壞分子”頭銜，我也考不上大學，那一年，即便考生的直係親屬有點問題，也難跨入高校大門，何況像我這樣的富農子弟呢。應該說是我們的富農成分連累了繼父，而不是繼父連累了我，可不管我怎麼解釋，也消除不了繼父的負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