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快要寫到肚臍眼那兒時，杏花說，好了，把我的肚皮當本子寫啊。我說，吃虧了你也寫嘛。說著，嗵的一下躺在炕上，雙手把衣襟揭開，看著房頂，等待杏花在上麵書寫最新最美的畫卷。
很顯然，這是一段和特定時代話語結合的關涉性的敘述，這種關涉性的文字讓我們讀到的首先不是性，而是孩童之間的那種純真、親密、無設無防的友好和諧關係。而這正是成人世界最缺少也最需要的那份關係和情感，是人在成長中必然失去卻永遠懷戀的那份美好。因此，在我的閱讀感受裏，郭文斌文字中節製、幹淨、文明的關涉性的描寫，是在對成長和生命的禮讚的同時，更是對幹淨、真純的人性和人情的召喚與希冀，它給人的感覺絕對是心理的懷戀而非生理的欲望。這是他作為一名當代青年作家對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要貢獻之一，從而讓中國的性書寫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度和鮮度，也奠定了郭文斌在當代文壇的獨特地位。
評論郭文斌的文字，脫不掉一個範疇，即“禪”。“禪”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產物，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過重要的地位，即為“釋家”，其尊崇的經典如《六祖壇經》《心經》《金剛經》等著作普世甚廣。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受“禪”的影響頗深的很多，如廢名、賈平凹、韓少功、範小青等。與當下活躍的大部分作家相比，郭文斌在向外國作家學習的同時，更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對儒釋道等中國傳統經典的熟諳使其作品閃現出別樣的光彩，人文精神方麵非常深厚的東西，許多作家竭力從西方作家那裏追問，而郭文斌在對傳統的審視中領悟得更多。“禪宗作為東方神秘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東方氣質、東方思維的典型象征，它不同於西方的非理性主義文化。當大部分西方的哲人們以非理性主義的思想武器（例如唯意誌論，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說）去衝擊理性的枷鎖，開辟人性解放的新路時，也有不少別具慧眼的哲人和文化人從東方的神秘主義文化中發現了另一種智慧。
例如榮格、黑塞、布萊斯特、尤金·奧尼爾、博爾赫斯等人。他們的學說和作品因此而閃爍著東方神秘主義的異彩。他們的成功告訴我們：東方神秘主義應該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發現自我，有所創造，超越苦難的一條重要途徑。當中國的許多作家普遍唯西方現代主義哲學和文學思潮的馬首是瞻的時候，他們不應該忘記：東方智慧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如何從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汲取創造的靈感，是中國文學避免跟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後麵亦步亦趨的關鍵所在。禪宗訴諸本心，訴諸悟性，訴諸天馬行空的思維方式，訴諸寧靜、含蓄、幽深的審美情趣，因而天然具有不同於喧鬧的現代派的品格。這樣的品格不僅體現了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而且也是這人世間相當一部分淡泊名利、樂天達觀者傾心的人生境界。”郭文斌對“禪”的參悟頗深，這從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水隨天去》是他在這方麵成就的一個傑出文本。小說通過“父親”追問生命真諦的心路曆程和與現實的糾纏扭結及他的最終棄世，思考著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困惑，探索著人類超越物質和精神束縛的可能性。這種對生命的終極關懷是以“父親”的禪宗的思想哲學為背景的，禪宗拋棄掉他的客觀內容，就其精神狀態而言，是進入藝術狀態的一種最佳狀態。正是因為有了禪宗的思想背景和藝術策略，使得郭文斌的這篇小說極有深意。李興陽在《生命真意和人間真情》中說：“同作者其他的小說相較，《水隨天去》顯露出了作者試圖超越自己進行新的精神探索及其相應的藝術探索的意向。當作者以‘離家出走’的方式放逐了自己的‘父親’之後，何以彌合生命真意與人間真情之間的抵牾，其最佳的途徑在哪裏？這是作者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也是每一個生命的清醒者應當繼續追問的而不可能有唯一答案的問題。單是提醒在塵世中熙來攘往的人們不要忘記這一永恒話題，《水隨天去》就有行世的意義。”這種深度若不仰仗於中國傳統“禪”的思想文化基礎是很難達到這樣的高度的。不過李興陽認為小說中的“‘父親’的生命哲學與人生觀念是以道家思想為底蘊的對生命真意的執意追問和以儒家思想為底蘊的對人間真情的珍重與眷戀。”我從文本中讀出的禪宗的底蘊更多。同時，郭文斌的作品中的對生死超出經驗的理解和對人的命運的獨特把握也得益於“禪”。但他目前可能麵臨著較大的困惑，即“表達什麼”和“表達的必要與否”的問題。“因為談禪談到最後、談到極致就是空，是清風明月，你都清風明月了，紅塵中一切鬧鬧嚷嚷都找不到了。我覺得談禪可以適可而止，作為一種審美去向，它會使我們看不清很多東西。”這正是著名評論家李敬澤對郭文斌目前創作所提出的疑問。李敬澤的意思是，作為一個作家的內心如果空了，如果清風明月了，紅塵中的一切紛擾喧囂都不複存在了，那他還寫什麼，沒有什麼好寫，又有什麼寫的必要呢，即使能寫出來的，也會顯得氣力弱，不夠猛烈。但我們知道，李敬澤談的隻是如果，作為塵世中的我們，心靈是很難達到至空和清風明月的，作為一種高度它確實存在於我們的心中，但要實現它，之間還有太遠的距離。所以在這種如果和不能如果之間，郭文斌還有很長很險的路要去走。我以為這正是他所麵臨的挑戰和下一步突破的可能性所在。“禪”作為一種審美方式，確是會模糊一些東西，但同時會讓另一些東西清晰起來，而這另一些東西恰恰是最貼近人內心的，是我們需要也渴望尋找的，是這個欲望的社會所普遍缺失的。因此，郭文斌完全沒有必要在意評論的誘導，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更“孤”一些，那樣，他將會更受歡迎一些。
對於西海固，郭文斌是認識的很為深入的一個作家。不管“西海固文學”受不受西海固作家和外界的認可，但無人可以否認，西海固是一座文學的富礦。在若幹年前，當西海固作家都在埋怨西海固真正的文學資源被張承誌挖去的時候，我開始認真地思考起“西海固文學”的“核”和“質”。事實上，這時候已有一個作家找到並努力開掘著這份“質”。對於“西海固文學”的本質，我思考的結果和郭文斌認識的完全一致，那就是西海固文學絕對不是苦難，也不是貧困。西海固人不是因為貧困而活著，也不是因為苦難而活著。相反，物質資料的匱乏造就了他們精神的富足，那是一種樂天知命而又達觀堅韌的樂觀的精神。這種樂觀的精神充斥在西海固人生存的各個領域和層次，支撐著他們過著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以至一輩子。對此，我曾在《西海固人生存精神的寫照》一文中作過論述。《大年》中的所有鄉土題材的小說中，主人公雖處在貧窮、饑餓，甚至苦難中，但他們永遠是那樣的樂觀、自信和滿足。小說《大年》中，明明和亮亮把貧窮、寒酸、拮據的年過得是那樣的富足和“大”，一張紅紙，一個餃子，一聲鞭炮，一個核桃，一個燈籠，都是那樣讓他們心生美好和向往。應該說，郭文斌著意不是在寫風俗，也不是在寫苦難，而是在寫這份生存精神的“大”。郭文斌在作品中很多時候把這種精神和特定的時代話語結合起來。譬如《我們心中的雪》中的這樣的一段描述：